“一方面是出台了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以及一系列办法；第二是严格规范经营；第三就是严肃的问责，加强对境外资产监管，对违规责任一定严肃追责。”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本届两会记者会上针对央企海外“走出去”表示，在推动央企走出去同时，国资委也在加强监管。
央企“走出去”成为本届两会热议话题。多位代表、委员表示，众多大型央企都曾经在“走出去”中，付出巨额“学费”。随着央企“走出去”步伐提速，如何防范风险成为重要课题。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何文波看来，金属行业国企“走出去”存在资源瓶颈矛盾突出、海外过度竞争、大企业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在政协小组讨论时坦言，由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周期长，一旦项目所在地国家发生政局变动或法制不完善等，可能会导致项目变数。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央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提升，业务分布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规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以高铁、核电、特高压为代表，在铁路、电力、通信、装备制造等领域建设了一批在当地具有示范性和带动性的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但不容忽视的是，与国际一流跨国公司相比，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起步较晚，经验相对不足，对国际规则的熟悉和运用不够，对风险的识别和管控能力有待提高，再加上境外投资市场竞争激烈，国别差异较大，投资监管环境不同，境外投资面临着较大的政治、法律、社会、安全等各类风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央企内部人士在电话里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必须承认的是，由于我国企业“走出去”仍处于探索阶段，境外资产投资暴露出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文化、人才，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制度等诸多方面，央企境外资产运营中确实存在风险意识不强、重投资轻管理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曹慧泉向记者坦言，一些法律法规客观上影响了国有企业股权投资和对接资本的市场竞争力及争取和把握市场机会的积极性，制约了国有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兼并和收购相关创新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途径。
以核电“走出去”为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告诉记者，国际核电市场非常大，机会非常好。他同时指出，核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走出去”必然受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包括海外对中国技术和品牌的接受度、目标市场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融资成本高低等。在他看来，“核电出海”还需要从三方面下苦功。首先是“苦练内功”，如积累国际市场开发经验、打响中国核电品牌知名度。他特别谈到“公众沟通”，坦言这是国内核电企业普遍存在的短板。其次是“储备人才”，即提前储备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能力的人才。一方面要自己培养国际化业务核心骨干，另一方面要招聘目标国当地人才及中国留学生。第三是“抱团出海”，他建议核电企业、装备制造商、建造商等同步“走出去”，期待国内企业在对外推广、品牌塑造和政策支持上形成产业联盟。
对于央企下一步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傅育宁建议，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让文化先行，让消费、民生等领域率先进入，用国内知名消费品的品牌效应和影响力打造中国品牌“软实力”，助力国内企业“走出去”。
何文波则认为，应尽快培育我国金属矿业航母，建立海外资源供应保障体系；建议加强海外投资的协调和监管，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规；建议进一步发挥大企业集团的综合优势，建立全产业链共享服务平台。
央企“走出去”成为本届两会热议话题。多位代表、委员表示，众多大型央企都曾经在“走出去”中，付出巨额“学费”。随着央企“走出去”步伐提速，如何防范风险成为重要课题。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何文波看来，金属行业国企“走出去”存在资源瓶颈矛盾突出、海外过度竞争、大企业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在政协小组讨论时坦言，由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周期长，一旦项目所在地国家发生政局变动或法制不完善等，可能会导致项目变数。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央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提升，业务分布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规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以高铁、核电、特高压为代表，在铁路、电力、通信、装备制造等领域建设了一批在当地具有示范性和带动性的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但不容忽视的是，与国际一流跨国公司相比，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起步较晚，经验相对不足，对国际规则的熟悉和运用不够，对风险的识别和管控能力有待提高，再加上境外投资市场竞争激烈，国别差异较大，投资监管环境不同，境外投资面临着较大的政治、法律、社会、安全等各类风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央企内部人士在电话里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必须承认的是，由于我国企业“走出去”仍处于探索阶段，境外资产投资暴露出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文化、人才，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制度等诸多方面，央企境外资产运营中确实存在风险意识不强、重投资轻管理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曹慧泉向记者坦言，一些法律法规客观上影响了国有企业股权投资和对接资本的市场竞争力及争取和把握市场机会的积极性，制约了国有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兼并和收购相关创新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途径。
以核电“走出去”为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告诉记者，国际核电市场非常大，机会非常好。他同时指出，核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走出去”必然受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包括海外对中国技术和品牌的接受度、目标市场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融资成本高低等。在他看来，“核电出海”还需要从三方面下苦功。首先是“苦练内功”，如积累国际市场开发经验、打响中国核电品牌知名度。他特别谈到“公众沟通”，坦言这是国内核电企业普遍存在的短板。其次是“储备人才”，即提前储备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能力的人才。一方面要自己培养国际化业务核心骨干，另一方面要招聘目标国当地人才及中国留学生。第三是“抱团出海”，他建议核电企业、装备制造商、建造商等同步“走出去”，期待国内企业在对外推广、品牌塑造和政策支持上形成产业联盟。
对于央企下一步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傅育宁建议，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让文化先行，让消费、民生等领域率先进入，用国内知名消费品的品牌效应和影响力打造中国品牌“软实力”，助力国内企业“走出去”。
何文波则认为，应尽快培育我国金属矿业航母，建立海外资源供应保障体系；建议加强海外投资的协调和监管，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规；建议进一步发挥大企业集团的综合优势，建立全产业链共享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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