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不符合周期理论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2003年-2008期间越来越快，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从表面上看，这是非常典型的经济周期的现象。但是，这只能说是表面的。

　　我需要强调一下，我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不能以经济周期为托辞，并不是说中国经济一点没有周期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全球经济形势当然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产生影响，这是一般人都能够看得出来的特征。接下来，如果国际经济形势出现好转，有可能会再一次带动中国经济的上升，这当然带有经济周期的性质。

　　然而我要说的是，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理解为经济周期，没有揭示问题的关键。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有一些政策的影响，而这些都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并不吻合。这里让我与读者一一道来。

　　在通常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是顺周期的。换句话来说，在经济增长的上升期，全要素生产率会加速上涨，而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就会相应的下滑。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比如说一家企业，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周期里，它的产量和销售额增长都会比较快，但是，这时候企业的员工雇佣数量却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它只是提高了产能利用率，那么这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提高得更快了。反过来说，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周期里，如果一家企业产量有所下降，但是它并没有相应的减少产能和员工雇佣数量，那么这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就会下滑。

　　中国的情况并不符合上面这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顺周期的现象。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在2003年以后，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明显下滑了。同时，如果用企业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来度量资源配置效率，这个指标也明显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恶化。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时期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恶化和配置效率的恶化，只能解释为经济政策导致资源发生严重错配。同时，在2003年以后，直到经济危机之前，国际经济形势向好给中国带来了外需的快速增长，掩盖了中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和政策失误。

　　2003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在2003年之后出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滑。只有了解了这些变化的政策背景，才能准确把握之后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原因，才能真正把握今天政策的走向。

　　2003年构成了中国经济很多政策的拐点，和我今天讨论的议题特别相关的是土地政策。2003年之前，中国的东部在土地供应当中所占的份额是提高的，适应了经济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但是在2003年以后，政策的导向却是将越来越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给中西部的地区和一些三四线城市。我们的研究显示，在2003年之后，相对来说欠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和中西部城市更可能成为建设用地指标在全国所占份额增加的地区。土地资源的配置，已经完全跟人口流动的方向以及价格机制所显示出的信号（地价和房价）反向操作了。这些用地指标被用于建设了大量在中西部分散分布的工业园，以及大量的新城。

　　2003年发生的另一件重大的政策是压缩开发区。当时政府觉得开发区开发过度，于是关闭了全国大约70%的开发区。其中，受到冲击更多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之后，伴随着土地政策倾向于中西部，开发区的设立也更加倾向于中西部。中西部开始出现全面的工业化进程，并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工业园的状况。这种发展模式严重背离了两个经济规律。第一，背离了工业需要集中发展，从而发挥规模经济的规律。第二，中西部全面进行工业化，特别是大量发展重化工业，也违背了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这就势必造成2003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双双出现恶化的局面。

　　读者可能会问我，除了制度背景之外，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明2003年以后的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是因为政策导致的呢？在我们的一项研究里特别关注了开发区关闭这项政策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数据显示，那些没有受到开发区关闭影响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是持续增长的。而受到开发区关闭的影响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却在2003-04年间出现了突然下滑，受影响的主要是东部的企业。可以判断，在加总层面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主要是由那些受到开发区关闭政策影响的企业所驱使的。我们的研究指出，政策制定者可能是希望在东部获得成功的开发区政策能够同样给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带来繁荣。但是吊诡的是，如果开发区政策要获得成功，恰恰是需要获得政策支持的地区能够拥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这样的话，一点点开发区政策优惠就能够带来产出更大的增长，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在另一篇文章当中，研究了2003年土地资源配置的区域倾向所带来的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当年土地供应相对收紧的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而这些地区恰恰是跨地区人口流入的地区。人口大量流入，而土地的供应却相对收紧，结果就是东部地区出现了房价增长快于工资增长的现象。由于房价体现了人口流入地区的生活成本，因此土地供应跟不上人口流入速度，就造成了这些地区生活成本快速上涨，反过来又阻碍了劳动力流入，从供给侧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工资上升。而这种工资上升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有同步的增长，仅仅是因为供给侧的政策因素所导致的。因此，它对于东部的经济竞争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工资"拐点式的"上涨现象是政策的扭曲所导致的，并不是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短缺的正常现象。成本的上升对于企业生产形成了压力，一些企业退出实体经济，另一些企业，转战其他国家。还有不少企业将生产资源转而投向房地产市场，而实体经济当中的投资增长却被挤出。

　　上面我已经说过，中国恰恰是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2003年到2008年期间，出现了效率的恶化。那么，2008年之后，这些结构扭曲性的因素和政策得到扭转了吗？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政策扭曲不仅没有被逆转，反而有进一步的恶化。

　　2009年的4万亿支出计划的投资方向大量仍然是在原本就已经有大量投资，并且投资过度、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如果要给这一个观察提供一些进一步地证据，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中国的新城建设。我们近来的研究发现，在2009年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建设大量的新城，当时的新城建设有不少是建设在大城市周围，情况还不算严重。但是2009年之后的新城却大量建设在人口规模较少的三四线城市。中国今天出现的在一线城市土地和住房相对供给不足，而三、四城市却去库存压力巨大，可以说， 2003年土地政策的拐点就已经埋下了祸根，2009年之后，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扭曲。

　　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不只是投资和消费的比重失衡

　　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不能将中国经济的增长下滑简单归结为经济周期。也恰恰因此，如果仅仅采取总量的刺激政策，而不通过改革调整经济的结构，那么这样的政策不仅可能效果不大，反而有可能加剧经济的结构矛盾。2009年的刺激计划，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通常人们在谈到中国的结构问题时，往往偏重于探讨投资和消费的比重失衡。这篇文章里，我不想再重复地讨论这个问题，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问题远远不是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失衡这么简单。

　　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投资的总量过剩了，关键的问题在于，总量上的投资回报下降，是因为投资的结构出现了问题，是大量的投资被投在了回报并不高的地区和产能过剩部门。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说中西部和三四线城市不需要投资。我到一些贫困的山区去调研，当地反映那里的农产品和水果运不出来。如果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是帮他们把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运出来，或者在那些可以发展旅游的地方，兴建基础设施（比如机场）把人运进去，这样的投资当然就会有回报。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过去十多年，大量在中西部（特别是三四线城市）进行的投资是工业生产，而且是重化工业，严重偏离当地的比较优势。

　　如果再往下深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一些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经济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但是，若干年来，在实践上，经济政策却总是试图抵消市场经济的作用，进行反向的操作。

　　地价、房价等价格信号恰恰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出现了供给小于需求。市场经济国家里，企业是投资的主体。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供给去适应需求，而不是在供给小于需求的时候，动用行政力量去限制需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会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通过行政力量限制土地供应，同时，却在人口流出地增加土地供应，建设工业园和造新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一个空间的思维，改变当前“有需求的地方缺供给、有供给的地方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让经济资源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

　　近些年来，有一些经济学的文献研究了中国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的资源错配问题，而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错配却被严重的忽视了，这可能是因为学者们并不知道（或者故意回避）中国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政策，可能误以为中国已经接近自由市场经济了。我也借此机会，向学术界和政策界呼吁，重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空间上有效配置资源。如果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让经济资源能够流入到更加有效率的地区，就能够提高全国总体的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改革，经济增长有可能会跳脱深L的形状。但是，即使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加快，这完全不同于通常的经济周期里从衰退走向复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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