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民众对于通信基站的排斥程度,与提升通信信号的渴求程度相似。人们一方面抱怨手机通讯信号太弱,另一方面却对自己小区内搭建基站表示不满。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过周边民众围攻施工人员、上访、冲击政府的行为,以此逼迫运营商拆除建了一半的基站,或是直接打砸基站等通信设施。在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通信基站、垃圾填埋或焚烧场、核电站、化工基地等可能存在公共危害的项目,都遭遇了普遍性的抵制。
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当然与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科学素养、意识不足有关。以基站发出的辐射为例,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郑侃曾做出解释:基站密度增大,单个基站服务面积减小,基站设备发射功率降低,辐射反而会降低。另外,基站密度大,手机信号强,发送功率也会降低。发送功率降低,手机辐射自然也会减少。掌握了这个科学定律便可知道,一定范围内并不是基站越少越好。
更重要的是,基站的电磁辐射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说,发射基站越高,对人体的影响就越小,距离10米的强度与距离1米的地方相比,辐射强度减小了100倍。按照专业测量结果,在距离基站20米处,测到的电磁辐射量为0。而家用烧水的小电磁炉,电磁辐射为19.84uT,是基站的近2000倍。家用电脑的电磁辐射为1.13uT,是基站的113倍。由此可见,基站的辐射危害被严重放大了。
不过,科学素养只是其一,由于基站并不只有建设一项,还有后期的维护,以及基站项目建设之前的公示。基站虽然称不上是大项目,但在执行上还是需要遵循民主、公开的流程。由于民众在参与过程中,还是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担心。所以,除了科学知识的普及,还需要政府权威的下移,即像三亚市委市政府这样,将有争议的基站建在公共行政区域,用政府权威来进行信任兜底。
三亚市委市政府的以身作则,至少展现出两个重要的意义。其一,任何科学问题社会化之后,都不构成单纯的科学争议,而是变成一个夹杂科学和社会双重信任的建构问题。当科学普及并不起作用时,用政府的权威来补足,这是很重要的。在日本、欧美等地,政府办公地点周围都可能存在类似基站、垃圾焚烧场之类的项目,原因正是为了消除民众的不信任,这也说明科学素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其二,政府作为掌握强大行政动员力量的机构,在日常管理上也确实会更有优势去应对。一旦发生不良事故,政府的应对会更加有能力和动力。事实上,很多具有一定危害的项目,因为管理得当,安全系数非常之高,反而起到了科普教育和旅游景点的双重效果。
从三亚市委市政府的举措来看,三亚当地民众的信任得到了提升,围绕基站建设衍生的社会矛盾也自行消弭了。尽管这是一个极小的案例,但由点及面,三亚的案例应当可以对全国其他地方处理通信基站选址问题具备参考效应;甚至,大胆探索,还可以在解决核电站、垃圾焚烧场、PX项目的选址争议问题上做出更进一步的尝试。
公众的恐惧是混杂的,既有科学素养的不足,也有对公权力的不信任,还有对运作企业的担忧。作为整个社会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组织机构,政府只要敢以身作则,收获必将盆满钵满,来自公众的信任必将水到渠成。而一旦具备了信任,很多所谓的社会矛盾也就自行消散。所谓执政治理的“四两拨千斤”,以身作则便是这四两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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