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7成的中国家庭拥有独栋房屋 社会心态将显著不同

　　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今日（7月28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发表题为“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的演讲。党国英表示，中国的独栋房屋占的比重特别小。欧美国家大大超过这个比重。党国英认为，假如给老百姓土地私权，老百姓在建筑独栋住宅的时候付出的成本就会更高，这不仅可以扩大消费，还会对建筑、建材行业有所拉动。本次“智库报告厅”由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主持并致辞。
　　
　　党国英分析，目前国内内需增长有很大的问题，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在经济领域，恩格尔系数比较高，食品价格比较贵；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居住形态，居住形态这个问题确实被很多人忽视，我把中国的居住形态叫做“集体主义的居住形态”。
　　
　　党国英指出，集体主义居住形态有三个特点：一是居民没有土地财产权，土地使用权都是共同共有，因为主要是楼房。第二个特点，中国居民区占城市建成区的比重一般在25%以下，中国法律规定标准是25%-40%，而欧美国家一般是40%-60%。第三个特点，国内独栋房屋占的比重特别小，欧美国家大大超过我国。比如在荷兰——所谓紧凑型城市发展的典范，它的独栋房屋占总房屋的比重一般是50%，甚至70%。
　　
　　关于居住形态，党国英强调，在拥有独栋房屋并对房基地拥有所有权的情形下，人们更易建立财产主人的心态，所以会更具平和感与富足感，所以如果70%的中国家庭拥有带有一定面积院落的独栋房屋，社会心态将会有显著不同。为此，党国英提出，深化城乡改革的路径需要改革土地规划管理体制，建设人本主义城市居住形态，同时建立农村居住的新形态。另外，需要确立耕地永久财产权，促进农业现代化，在城市侧也要打破城市土地交易的政府垄断，提高城市土地的GDP产出能力。
　　
　　党国英表示，如果中国提高独栋房屋比例，意义将非常大，首先可以扩大消费，对建筑、建材行业的拉动。“20年以内我们造两亿栋的独栋住宅——按照日本的数据看，你给老百姓土地私权的时候，独栋住宅的建设成本会高一些，因为大家会比较讲究，如果一栋独栋住宅是500万，可以想象，这个数字是非常巨大的，会极大地拉动消费，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非常大。”党国英说。
　　
　　“第二个好处，我阅读文献发现，我们现在这种集体主义的住宅方式极大地伤害社会稳定，极不利于社会和谐。环境心理学对此做了很多具体的研究。“党国英表示，中国改变居住形态，对刚才说的那三个指标有一个颠覆性的变化，需要土地改革给一个配套。如果这个事情做到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时期会很不一样。
　　
　　党国英表示，土地本不应成为问题，却成为中国发展最大的问题。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目前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问题，党国英认为主要是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强化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业低效率，农产品相对昂贵，加剧了消费抑制，减弱国民创新活力；而土地规划管理制度的缺陷形成中国现行居住形态，抑制消费，从而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再者，政府干预土地出让交易， 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剧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失衡，形成资源浪费。
　　　　
　　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教授于7月28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发表题为“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的演讲，并于现场听众互动。
　　　　
　　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教授表示：土地在我看来他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我们国家却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判断是需要有一个分析，我今天是解释这么一句话。首先我们对土地做一个总量的分析，地球上的陆地面积有1.5亿平方公里，中国土地按照做经济地理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我们大概是60亿亩适合人类居住，人均有4.4亩。单从我们拥有土地资源量来看，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土地资源状况根本不影响中国城市化。我非常喜欢把中国跟欧洲的荷兰做比较，因为荷兰土地制度被美国学者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土地制度”，荷兰的城市化也很受人推崇，都认为他是一个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模式。说荷兰的城市是紧凑型城市。我们拿荷兰来做比较算一个账，荷兰的每亩城市用地的产出大概是160万人民币，深圳是153万，我觉得深圳人民应该自豪，我猜测要比长三角的核心区都要高。荷兰的水平应该是欧洲中等的水平，经济发展的佛山南海大约26万，中国的平均数是30万。如果我们通过努力，全国的城市建设用地都达到深圳的水平，我们的GDP总量可以翻5倍。翻5倍是什么概念？毫无疑问是发达国家的状况，各种指数都能够满足发达国家标准的要求。仅仅现有的城市用地不用扩张，就足以满足我们经济增长的需要，而且空间特别大，这是我说的本来土地不是问题。
　　　　
　　土地本来不是问题，资源的条件也不错，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不断地在这个地方不断地发育，如果说我们的土地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就不是这个状况了。土地本来不是问题，但是偏偏我们遇到了问题。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事情人们并不是太清楚，经常说土地有问题、有问题，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样概括？我谈一我下的看法。
　　
　　首先是一个农村农业的问题，我们中国农业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严重地低下，如果我们的农产品价格特别是谷物降低30%，当然今年降得很厉害，从去年小麦1块、玉米1块降低了30%，就有可能和国际市场形成一个抗衡的价格。但是到玉米、小麦卖7毛钱这个地农民没法种了，甚至大农场都没法种了。国家如果提价的话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农民交的粮要大量地进国库，甚至走私进来的粮也要交给国库。我们的粮库存的粮不一定全部是中国农民种的，还有国外的。我的调查是，我们基础经济的制度，或者加一个“传统”的词，是我们降低农业效率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我在江苏盐城做调查，就是在土地规模适当集中之后，农业成本可以降30%，但是扩大规模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土地是农户承包，把他集中到一定的规模以后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地租，中国农业地租率之高全世界可能独一无二。因为我们的地租几乎要把所有的农业纯收入都包括进去。我说的是“纯收入”，不是“盈利”。
　　　　
　　现场有嘉宾向党国英教授提出问题，第一个问题，土地改革虽然特别重要，但是都有共识了，其中一个很关键是怎么消除政府在土地供给这一块的垄断，具体怎么干？第二，您提到了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城市要么诞生，要么现有的已经界定为城市了，怎么去处理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有些城市他有一个马太效应，强者会越强。
　　
　　党国英教授：第一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跟政治家的见识有关系，所以我特别讲了一下要改变观念，你是几百年前土地的思想，你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我们的政策往往出自政府，政府部门往往是领导人说了算不辩论、不吵架，我们政策有些时候是吵出来吵出来以后大家投票，这样八九不离十。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等待他读书、学习、思考，这个事情就有偶然性。我们的报告上去以后不一定读得到，第一个问题等于我没办法回答。我们就是不停地呼吁，各种场合都讲，部委开会、市长坐在那里也讲，我们有时候民主党派跟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民主党派的领袖说我们容易给中央汇报，一个月汇报一次，我说我就这么一些想法，你们没有研究的力量，我们研究你说。我们也说，我们就是为了国家好、为了党好。
　　
　　第二个因素，你说美国早期东部发展，为什么后来西部发展？一定是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因为西部的地便宜。我们实际上还是东部发展快，现在的西部发展主要是成渝地区，别的地方不是太好，贵州也还行。到现在东部有些地方都给人免费送地，你项目好的话我就变相地把地给你了，这样一个情况东西部怎么发展？本来中国的交通已经非常发达了，西部部署一些项目其实效益不见得低，老说城市大的效益高，5万人城市规模不小了，5万人有那么2、3个大企业，不影响所谓聚集效益。德国那个不发展了，德国是5万人的大城市。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通过市场化来解决，政府一定要放手，你只要抓农业保护去，其他的地一律放开，但是一定要有几个杠杆，比如几个指标，经济密度，还有人口的居住形态，几个因素控制起来以后，其他的交给地方政府决定，一定不能政府操纵价格，地价不能操纵了，西部肯定就容易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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