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新时期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和阶段特征的深刻认识，反映了新常态条件下的战略自觉和战略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新时期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和阶段特征的深刻认识，反映了新常态条件下的战略自觉和战略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根据联合国数据库资料，按当时汇率折算，1980年中国的GDP名列加拿大、南非、巴西、西班牙和荷兰之后，居世界第13位。1990年，中国GDP居世界第11位。2000年，上升为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5位；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4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3位；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2位。按世界银行口径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居世界之首。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秘诀何在？这首先可以用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政策的生产力释放效应来解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出，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92年推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一轮改革，使城乡经济发展活力得到激发。
如果说这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奇迹的内部原因，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则可视作与外部因素有关的原因。这个阶段，正逢全球经济处于显著持续增长之中。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以及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79年至2012年间，我国货物出口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任何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态势都有生命周期。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持续20年以上连续高速增长，仅为少数。在我们之前，仅有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曾经有过持续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之后就进入经济缓速增长阶段。这种“边际增长速度递减”的现象，几乎成为所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宿命”。
今天我们意识到，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表面上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却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使然。换句话说，此轮国际金融危机或许提前让我国GDP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然而即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也迟早会来，而且越是往后挪位的换挡，越意味着矛盾积累的复杂程度加剧。由此看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无法躲避也不该躲避的。
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给新常态贴上“好”或“不好”的标签。现在，我们仍然会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戴上经济发展的“远视镜”，当初就不该搞那么多产能。不得不说，这样的想法带有明显幼稚的色彩。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作讲话时指出：其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二，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他强调，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战略定力，有两个表现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以平常心态应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高高低低。2014年和2015年，我国出现了多年未曾出现的年度GDP增长速度低于年初预期增长速度的现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一个具体指标就是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要求，“十三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在6.5%以上。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增长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今后几年，我们未必能保证每年GDP增长速度都在6.5%以上。如果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不理想的情况，能不能保持战略定力，不轻易推出强刺激政策，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既需要决策层保持战略定力，也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
二是以积极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发展动力。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半年来的工作实践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不会一帆风顺地得到落实。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新常态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有“麻烦”，但因为害怕“麻烦”而左顾右盼，接下去的“麻烦”会更多、更大。认识上述关系需要战略思维，处理好上述关系更需要战略定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根据联合国数据库资料，按当时汇率折算，1980年中国的GDP名列加拿大、南非、巴西、西班牙和荷兰之后，居世界第13位。1990年，中国GDP居世界第11位。2000年，上升为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5位；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4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3位；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2位。按世界银行口径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居世界之首。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秘诀何在？这首先可以用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政策的生产力释放效应来解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出，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92年推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一轮改革，使城乡经济发展活力得到激发。
如果说这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奇迹的内部原因，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则可视作与外部因素有关的原因。这个阶段，正逢全球经济处于显著持续增长之中。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以及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79年至2012年间，我国货物出口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任何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态势都有生命周期。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持续20年以上连续高速增长，仅为少数。在我们之前，仅有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曾经有过持续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之后就进入经济缓速增长阶段。这种“边际增长速度递减”的现象，几乎成为所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宿命”。
今天我们意识到，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表面上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却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使然。换句话说，此轮国际金融危机或许提前让我国GDP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然而即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也迟早会来，而且越是往后挪位的换挡，越意味着矛盾积累的复杂程度加剧。由此看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无法躲避也不该躲避的。
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给新常态贴上“好”或“不好”的标签。现在，我们仍然会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戴上经济发展的“远视镜”，当初就不该搞那么多产能。不得不说，这样的想法带有明显幼稚的色彩。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作讲话时指出：其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二，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他强调，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战略定力，有两个表现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以平常心态应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高高低低。2014年和2015年，我国出现了多年未曾出现的年度GDP增长速度低于年初预期增长速度的现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一个具体指标就是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要求，“十三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在6.5%以上。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增长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今后几年，我们未必能保证每年GDP增长速度都在6.5%以上。如果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不理想的情况，能不能保持战略定力，不轻易推出强刺激政策，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既需要决策层保持战略定力，也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
二是以积极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发展动力。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半年来的工作实践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不会一帆风顺地得到落实。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新常态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有“麻烦”，但因为害怕“麻烦”而左顾右盼，接下去的“麻烦”会更多、更大。认识上述关系需要战略思维，处理好上述关系更需要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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