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对比中美欧当今经济形态

　　彼得·蒂尔说，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怎么想未来世界？如果你觉得未来世界没戏了，谁又会好好做事？如果是这样，那就赶快在线下财富弄一把就拉倒。所以想做创新、做开发，首先心目中要有关于未来的构想。可是未来发生的事情谁能知道？五年前，十年前谁晓得今天的我们是这个样子。
　　
　　经济学家曾预言，未来总是会有不确定性。但是彼得·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探讨这个问题时，让我受到很大的触动。他说未来可以有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是能够描述出来的。未来是明确还是不明确？未来会更好还是更差？乐观还是悲观？他用以下这四个维度来描述世界上做事的人的将来。
　　
　　第一个维度：明确的乐观主义
　　
　　什么叫明确的乐观？就是非常肯定将来会更好。彼得·蒂尔总结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美国从19世纪晚期一直到1980年，美国主导的世界观是“明确的乐观主义”。就是在未来美国有戏，宣导美国梦，美国会强大。如果你想登月的话，若没有“明确的乐观主义”能实现登月计划吗？“明确的乐观主义”是美国成为强大国家的一个世界观基础。
　　
　　第二个维度：不明确的乐观主义
　　
　　但是彼得·蒂尔又讲到近年来的美国在经历过1990年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大事件后，现在转变成了“不明确的乐观主义”，“不明确的乐观主义”是什么呢？未来不确定，也看不清楚。这种不明确的乐观会带来什么呢？这会导致不重视很基本的科学、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创新。反而却重视如何能马上解决问题，比如说搞金融，怎么能弄到钱，怎么能迅速发财。这是彼得·蒂尔总结的。
　　
　　第三个维度：不明确的悲观主义
　　
　　彼得·蒂尔认为当下的欧洲就是“不明确的悲观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未来不明确，总体看来也不会好。所以欧洲的政客、精英都是得过且过，很多问题拖而不决。
　　
　　第四个维度：明确的悲观主义
　　
　　最让我受刺激的就是“明确的悲观主义”。彼得·蒂尔认为当下的中国就是“明确的悲观主义”。他怎么说这一段话呢？他说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十年翻一番，二十年翻两番，已经连续要翻四番，整个基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面目的改变之大，让所有人看着都是吃惊的。在外部看来都觉得未来的世界，中国要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反而是中国人自己，中国人总是说这个也不行了，那个也不行了，彼得·蒂尔分析道。我看完之后蛮受刺激的，因为某一种程度上我自己也是属于这种悲观主义者。
　　
　　经济学家并不能预测未来
　　
　　当然不是看了这一张图就会转换到“明确的乐观主义”。但是总要想一想，既然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你怎么能判断一定是越来越不好呢？就像这三十年来的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是一天比一天好，当然也可能这里面分析的人就喜欢看负面信息。一般积极、正面的东西难以广泛传播，不太好的事情反而被人们传来传去，可能大家都有看负面消息的偏好，当然我不否认我们存在很多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大家喜欢把一个问题讲到它不可能解决，最后就真的不能解决。我觉得中国企业家的世界观不是这样的。
　　
　　我也不认为美国是“不明确的乐观主义”，我这次去美国，我看到美国人并没有总是把金融危机或者把赚钱项目挂在嘴边，而是全部心无旁鹜就讲他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决定未来。将来中国的走势会如何发展？这取决于中国这些人，怎么想将来，怎么干现在的事，不是经济学家可以预测未来，我从来不预测未来。
　　
　　人的思想决定了经济的未来
　　
　　未来取决于现在的行动，不同的行动会导致不同的未来。经济不是天体活动，可以预测轨道的走向；经济是人的活动，人的思想决定了经济的未来。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未来完全丧失信心，那么我们的经济很难杀出重围，总要有一个希望。
　　
　　我最近还了解了一个项目，关于盲人的。人之所以能看到东西，归根结底是大脑接收到了信号的刺激，所以很多盲人不是大脑无法接受讯息，而是眼睛受损以后信息不能传入，通过其他渠道将讯息传入，还是可以成像。有了这个思想之后，他们就埋头研究了十来年，现在产品已经做出来了，专利也已经申请完毕了。在人的舌头下面放一个小的接收器，连接外部的摄像头，就可以在脑内成影，可以模模糊糊看见外面。现在有些盲人学校已经在使用这个产品，使很多盲人第一次看到了节目和演出。现在这家公司准备量产这款产品，产地就选在珠三角。珠江三角洲有数量最多最优秀的技术工人，有可以在工艺和部件这个层次上进行创新的人。
　　
　　所以我们的制造业不是不行，不要那么悲观主义。其实我们很多企业界的朋友，都不需要过于“明确的乐观”，哪怕是“明确的乐观”，就可以推动实现一些事情。这样一起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未来的图景就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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