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的人事变动为何牵动政商两界神经？

　　这个地方的人事变动为何牵动政商两界神经？

　　事变动是上周政界的焦点，多个省区进行了一二把手调动。而在此之前，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也完成了一次人事调整，原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出任中投总经理。

　　实际上，早在2013年中投原董事长楼继伟调任财政部部长后，屠光绍就曾被认为是董事长的热门人。但屠最终留守上海，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接任中投董事长。

　　如今，楼继伟已年届退休，屠光绍此时空降中投，是否将引发人事调整的“连锁反应”呢？

　　这还要从中投的特殊性说起。

　　中投为什么特殊？

　　现年57岁的屠光绍此前在上海市委常委中排名第四，分管发展和改革（物价）、财政、税务、金融、监察、编制、人口综合管理、统计、能源建设、口岸、建议提案办理、信访、社会稳定等工作，协助分管审计工作。

　　屠光绍是典型的“经济官僚”，他1978年进入北大经济系学习，授课老师便包括经济学泰斗厉以宁。1984年，他在北大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先后在北京市委机关和央行工作。

　　1993年，屠光绍出任改制后的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两年后调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先后担任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及秘书长、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等职，2002年升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2007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

　　在上海任职期间，屠光绍恰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期，他的经济学术背景与金融工作经验，使他成为十里洋场金融事务的“主舵者”之一。2014年，屠光绍开始担任上海自贸区金融工作协调推进小组组长。

　　十八大后，国企老总“商而优则仕”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中组部颁布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中也称，要注重从国企、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但相对来说，政府高官回炉做高管，这一现象却值得关注。从十八大以来的人事动向来看，高官与高管的互动渠道应该不是单向的。有经管经验的高管可以从政，有政策优势的高官亦可以掌舵国企。

　　比如，去年8月，工信部副部长尚冰“回炉”接任退休的奚国华，担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现任中石化董事长王玉普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位置上接任；中铝集团董事长葛红林与宝钢集团总经理陈德荣，分别从成都市市长以及浙江省委常委的位置上调任。

　　而中投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前后两任董事长与总经理，实际上都来自于政坛，甚至于继任者与原任者都曾担任过相同的职务。中投公司前后两任董事长楼继伟与丁学东，都是从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位置上调任，首任总经理高西庆与继任者李克平则都曾担任过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更进一步说，中投公司2007年成立至今，共有24位高管。据“国是星期三”统计，其中14位高管有过从政经历。作为国务院直管的央企，中投实际上是高官与高管互动较为频繁的地方，这也是中投的特殊所在。

　　为何会是这样呢？

　　谁能成为中投高管？

　　中投吸纳多位政界高官加入，固然与中投级别高、成立时间短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源于中投的特殊属性。

　　在官网的介绍中，中投组建的宗旨是实现国家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在可接受风险范围内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筹集15500亿元人民币，购买了相当于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中投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也就是说，中投实际承担着实现国家外汇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

　　正因此，中投公司高管普遍应具备管控风险和识别风险的决策能力，高管从政界提拔因而有据可循。

　　这样看来，高西庆与李克平均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调任中投，就不仅是巧合。

　　全国社保基金是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资金，用于弥补今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社会保障需要，理事会同样承担着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投资保值、增值的任务。在风险意识方面，理事会的工作与中投有互通之处，或许正被高层看中。

　　“国是星期三”同时注意到，过去9年里，在14位有从政经历的中投高管中，有6人有金融监管的从业经验。

　　比如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始者之一，高西庆就曾担任证监会首任发行部主任及首席律师，之后又曾担任过证监会副主席；现任中投首席风险官赵海英曾担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2013年退休的中投公司原副总经理汪建熙曾担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国际部主任；曾担任中投公司监事长的胡怀邦是从银监会纪委书记的位置上转任；去年退休的中投公司原副总经理谢平则曾经担任央行首任金融稳定局局长；刚刚就任中投总经理的屠光绍则是第四位拥有证监会从业经历的中投高管。

　　而除了有管控风险的能力之外，中投公司高管一般还是金融及海外市场的行家。中投成立以来24位高管中，至少有13人拥有银行业的从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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