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破解经济下滑要靠创新

　　在《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转折点，他个人非常看好2016年的经济形势。厉以宁表示，经济下滑总会被破解，破解需要的是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也包括体制的创新、管理的创新和营销方式的创新。

　　在厉以宁看来，目前国内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已经超过了50%，但是工业化仍未完成，仍处在工业化时期，未来仍需要继续推进工业化。他表示，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高端的制造业，特别是成套装备的制造业居世界领先地位。目前中国离这个标准还有距离。中国只是制造业大国，还不是能够在这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制造业强国。

　　对于未来如何完成工业化，厉以宁认为，首先便是加快创新。创新才能够支持中国不断走向高端的制造业，走向成套装备的制造业。其次必须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发展第三产业。此外，中国的人才需要更新。他表示，随着廉价劳动力的枯竭，中国过去源于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新的人口红利要通过学习技术来产生。

　　面对如何提升制造业水平的问题，厉以宁提出关键在于年轻人。他举出几年前美国《华盛顿邮报》刊发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中国将来的前景，不是看GDP增速，也不是看GDP总量，而是要看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创意、创业、创新。厉以宁表示，中国目前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专业人才，需要有大量参与创新的接班人。

　　不仅推进工业化进程和提升制造业水平需要创新，面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厉以宁认为创新同样重要。“增加供给靠什么？技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新的供给，市场打不开。我们长期是需求方面的调控，需求调控是近期调控，因为它解决的是近期的问题，而供给调控是中长期的调控，中长期的管理一般需要好几年，甚至十年。”厉以宁说道。

　　厉以宁表示，“创新不是立竿见影的，它有一个过程。但是，只要我们在这个方向上走，坚定我们的步伐，保持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重在质量，重在效率，重在新人的培养上，我相信经济会逐步地稳定上来。就是开放，我们的观念也变了，现在谈开放和过去20年谈开放一样吗？不一样。20年前谈开放，主要是引进外资，现在不是了。现在的开放是争取国际上的联系，重点在互惠共赢，我们帮助大家一起建设。”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

　　PPP模式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改革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关键的力量。创新体现在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是最紧迫的就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破除障碍，驱动各项事业能够向前发展，也为其他的结构性改革、技术创新等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

　　据史耀斌介绍。从2013年以来，我国积极探索了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通过推广、运用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领域，着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双引擎。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上世纪80年代起，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就积极地开始运用PPP模式。我们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但可惜的是一直没有形成可持续的长效发展机制。

　　据了解，PPP机制真正在我国拉开大幕，是在2013年年底。史耀斌表示，这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变动的趋势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需要不断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质量，当然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另外一方面，新常态下财政收入的增速明显下降，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转型也迫在眉睫。所以，就需要创新一种能够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的体制和机制。

　　在史耀斌看来，PPP模式就是这种有效的动员机制和联通的桥梁，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他表示，通过这个桥梁，政府和社会资本能够建立起长期平等的合作关系，双方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在社会资本方面，承担起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等市场化的工作。它的目标或者目的是为了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从政府方面，负责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价格、质量监管，同时以长期激励相容的方式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来保障社会资本方投入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能够有合理的回报。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层面的方式更新和简单的融资模式方式的改变，而是涉及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撬动社会资源、消除隐性壁垒的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改革。”史耀斌说。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用创新的国际最佳标准打造亚投行

　　在新的变革来临之际，不仅技术创新成为关键，机制创新更是重中之重。

　　在此前召开的亚投行开业记者会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曾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亚投行的创立是机制的创新，其创新理念表现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要创办成一个新型的、具有21世纪治理水平的国际多边机构。

　　金立群曾公开表示，亚投行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明显的21世纪的新时代特征。亚投行是由参与成员国各方共建的最高标准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它的法定资本是1000亿美元， 75%的股权由亚洲国家持有，剩余25%股权由非亚洲国家持有，这是参与筹建的各国共同磋商设定的方案。也正因如此，亚投行一方面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在治理结构方面成熟的经验和做法，遵循最佳国际标准，同时要有新的思路。

　　“我们没有必要去克隆一个世界银行或亚行，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具有21世纪公司治理结构的多边国际机构。”金立群表示，亚投行的一大创新是不设常驻董事会。金立群介绍，70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成立时，还没有今天的通信交通等便利条件，设置常设董事会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现代企业几乎都不设常驻董事会。常驻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分工不明，董事会干预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难免会与管理层之间造成“责任空缺”。董事会代表往往是某一成员国政府派驻的官员，并不是项目专家或是高级管理人员，这无形中又造成了官僚与冗员。

　　“我认为，这是多边发展机构70多年来一直存在的责任真空，这也是亚投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设计的方案是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是结合现有国际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的经营设计出来的。”金立群说。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分为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此举被认为是吸取现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基础上，按照亚投行的宗旨又做了一些创新来建立的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

　　金立群强调，只是书面上或者机构设置上看起来好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执行。金立群表示，作为行长，他将遵守所有规则，接受理事会、董事会领导，确保所有“两会”批准的政策都将严格执行，监督机制将有效运行，不打折扣。

　　“我们有信心告诉世界，我们言出必行，将亚投行建设成具有21世纪治理水平的优秀多边金融机构！”金立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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