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利根指出,普惠金融既要做到“普”,更要做到“惠”,要实现社会效益和商业可持续的统一,并非易事。发展普惠金融在积极作为的同时,也需防止三种倾向:
“一是普惠金融不是慈善和救济。”郭利根指出,普惠金融是和谐社会的催化剂,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但普惠金融的立足点是服务机会平等,要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做到商业可持续。
郭利根同时认为,普惠金融不能等同于小额信贷。他说,普惠金融的内涵非常丰富,其基本形态不仅包括小额信贷、农村金融、微型金融等,还包括储蓄、信贷、汇兑、支付、保险、理财、证券等所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能以信贷或资金支持作为唯一标准。
“普惠金融不是全民办金融。”他认为,金融属于高风险的行业,发展普惠金融不是要人人办金融或偏离实体主业搞金融,更不是以投融资中介的名义超范围从事金融活动,甚至涉嫌非法集资或金融诈骗,侵害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增加不稳定因素。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从银行业情况看,适应普惠金融需求的银行业机构体系不断完善,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日益丰富,对小微、“三农”等薄弱环节及民生消费领域的金融服务力度也不断加大。
尽管如此,郭利根认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不均衡。金融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地区集中的特征明显,而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获得全面金融服务的难度较大。
“其次是普惠金融体系不健全。”他指出,目前我国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仍不完善,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功能未能全面发挥,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再次,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不显著。普惠金融服务普遍风险大、成本高、收益低,难以实现市场平均收益水平,严重制约着金融服务主体参与普惠金融内在积极性。
在这一背景下,郭利根指出,发展普惠金融未来不仅要转变理念认识,还需补足金融结构性短板,增强服务能力。具体而言,要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提升风险管控能力;积极探索符合普惠金融发展的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积极借助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成本和提升服务客户的能力;合力加强普惠金融基础保障,创造普惠金融良好外部条件等。
“需建立专门的普惠金融监测考核指标和统计制度,加强评价和监测分析。”郭利根说,同时完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财税杠杆激励引导作用。他认为,发展普惠金融,还要注重信息系统建设和网络技术运用,深化金融服务与“互联网+”的融合,创新信息采集方式,提高服务精准度。此外,要积极推广手机银行、网络银行等新型终端,大力发展移动金融,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金融服务体系,向客户提供安全、稳定和快捷的金融服务。
郭利根特别强调,普惠金融的另一面,就是要加大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普惠金融的对象更多的是被传统金融排斥在外的对象,这些人更需要掌握金融知识,有效利用金融产品。在金融服务过程中遭受侵权时,可以及时得到保护。因此,普惠金融更需加强金融教育与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郭利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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