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钱买船，吨位远超过美国和前苏联所属船队的总和

　　说到世界船王，有不少人会想起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以及他的风流史，但这里要说的是包玉刚。1981年他事业最鼎盛的时候，拥有各种万吨大船202艘，其总吨位是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数倍，超过，高居世界航运业之首，美国《财富》和《新闻周刊》两杂志分别称包玉刚为“海上的统治者”和“海上之王”。

　　由于他的成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授予他爵士勋章，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和日本天皇也都曾授予他勋章或最高奖章。

　　他没有那么多个人的趣闻轶事，但不乏商业传奇故事，许多人也一定在学校见过他或者他的子孙辈们。这位世界船王出生在宁波镇海庄市乡钟包村，1948年移居香港。作为旅港同胞，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祖国，宁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包玉刚之父）图书馆、包兆龙、包玉刚留学生奖学金都是这位世界船王的馈赠。

　　转折点前的包玉刚

　　包玉刚在自己的家乡度过了童年以及中学生涯。1931年，从学校毕业后的包玉刚来到汉口跟父亲学做生意。

　　制鞋业日益艰难，而金融业始终是他向往的领域。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坚持上夜校、学英语。学有小成之后，包玉刚放弃了制鞋业，转投英商安利洋行保险部。

　　1938年，他到上海加入了中央信托局，后任该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为其办事能力出色而受到上海市市长钱大均的重视，就任上海市银行营业部经理和副总经理。但包玉刚对此兴趣缺缺，后来就在人们的不解中辞职了。

　　1948年包玉刚与父亲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的积蓄，移居香港。

　　此后，包玉刚成立了一家进出口公司，规模不大，获利甚微。

　　在香港这个条件极好的港口，从事进出口特别是转口贸易才是那个年代最大的生意。包玉刚发现了航运事业的美好前景，因此，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航运业。母亲劝他，“行船跑马三分险”，搞海运等于把全部资产都当成了赌注，稍有不慎，就会破产。父亲劝他“不熟不做”，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竞争相当激烈，市场已经饱和。而且，包玉刚没有资金，而做航运生意造船买船都需要巨额资金。更何况，包玉刚半辈子和航运毫不搭界，连轮船的左舷和右舷都分不清，亲友们也没有耕耘过这个领域。

　　而立之年怒转行

　　包玉刚不是个容易被打败的人。他一面继续做好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说服工作，一面了解有关船舶和航运的情况，研读相关书籍。

　　1955年，父亲包兆龙才勉强做出让步，但资金仍是个大问题。

　　包玉刚决定，借钱也要搞航运业！他奔赴英国伦敦，无功而返；回到香港，向香港汇丰银行贷款，银行经理断然拒绝，在他眼里华人根本不懂船舶运输。

　　最终，包玉刚在友人的协助下，从日本神户银行贷款，买回了一艘28岁，8700吨位，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轮。包玉刚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改名“金安号”，祈祷财富不断，人货平安。

　　1955年，包玉刚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并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

　　作为环球航运集团代表的W

　　财富险中求。1956年，以色列入侵埃及，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政府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运费翻番上涨，船舶需求激增，许多拥有超级货轮的船东纷纷坐地起价，与租户签定短期的高额合约。这时候，恰逢包玉刚与日本船公司的租赁合同期满，该公司付出了比原来高几倍的租金，为“金安号”续了约。包玉刚拿着这笔钱购买船舶，并以4-5年的长期租约，租给货运公司。

　　“将船以固定价格长期包租给他人”！正是这位新手开创了这种为人不敢想、为人不敢为的新方法，使他既得到了银行的信任和贷款，又得到了许多租船业务，从而加强了船队的实力。

　　当时世界各国航运人都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每跑一个航程，就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希腊船王奥纳西斯、香港船王董浩云，无一例外。有人劝包玉刚趁此机会大赚一笔，可是他却用长期租约把自己“捆死”，以3年、5年甚至10年的租期将船租给东南亚的老雇主，以避免与实力雄厚的西方船主直接竞争。

　　在他看来，散租、短租的短期租赁方式在遇上好年景时，固然可以赚取较高的利润；如果遇上经济衰退或其他不利因素时，船舶就只能荒弃，甚至连维修保养费都赚不到。果然，十几年后，埃以休战，大批商船无货可运，还要耗费惊人的维修、管理费用，而包玉刚的船仍然稳扎稳打地立足于东南亚市场，业务蒸蒸日上。

　　宁可少赚钱，也要少冒风险。包玉刚赢了这一战。

　　贵人成敲门砖，有了资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航运事业的成功并没有让包玉刚产生安全感，居安思危的他不断思考企业的发展之路。在银行的工作经验让他意识到资金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性——长期外租可保安稳，但要使航运事业迅速发展，但要想走得长远必须得到庞大的资金支持。

　　他找到了早年搞进出口贸易时结交的朋友——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

　　1956年，包玉刚以一艘船向汇丰银行承作抵押借款，得到桑达士的同意，取得了一小笔贷款。稍后，包玉刚得到一个用100万美元买一艘7200吨船的机会，而且也找到了租主了，可是没有钱，买不下船，怎么办？于是包玉刚向桑达士贷款100万美元。

　　一无资金，二无保证金！这笔买卖银行心慌慌。但是包玉刚利用租船人迫切心情，竟然弄来了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这笔费用相当于包玉刚租船的第一年租费。桑达士最终同意贷款给包玉刚。这次“空对空”的胜利，是包玉刚与汇丰银行建立借贷关系的开始。

　　在后来的无数次借贷合作中，他以诚信为本，取得了银行的信任和支持，使自己事业的发展有了一个雄厚的资金来源，让汇丰成了自己的后勤部，而包玉刚也在汇丰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后来，包玉刚还作为“亚洲第一人”成为了汇丰银行董事。

　　以服务赢信任，华人也懂航运业

　　包玉刚的稳健经营还表现在他的“最佳服务”上。起初各远洋船上的香港海员，大都是抱着混饭吃的想法。为此，包玉刚专门开办了环球海员训练学校，免费训练海员，毕业后需为环球航运公司服务3年。

　　他的服务说服了石油公司，华人也是懂得航运的，1965年，壳牌、埃克森、英国石油公司等大量租用环球集团船只，包玉刚由此获得了亚洲航运业的控股权和国际石油海运市场中可观的份额。1966年，创办了环球海员训练学校。1973年，环球集团签订了第一百五十艘新造货船订购合同。第二年，他的第一百艘新造油轮也交货了，环球航运集团船总吨位超过了1000万载重吨。

　　一些专家认为，包玉刚如果不是自己培养了大批有学识、有技能、有士气、有归属感的“子弟兵”，他的海运事业绝不会如此顺利。

　　从大海回到陆地，成海陆双霸

　　包玉刚的船队迅速壮大。环球航运集团总部设在香港，但分支机构遍布各大洲，东京、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地均设有业务中心。

　　至1981年，环球航运集团已拥有210艘船，总吨位达2100万吨，雄居世界航运业首位。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拜访包玉刚时曾说，搞船队虽然我比你早，但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但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包玉刚觉察到航运业即将出现大衰退。短短数年，他便将麾下船队从200艘削减到96艘，这个决断，使他逃过了严重亏损的厄运。

　　他决定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他的首役就是争夺九龙仓，当时香港四大洋行之首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也是香港最大的英资企业集团之一。

　　1978年9月，包玉刚在李嘉诚的帮助下，暗中大量购入九龙仓股票。1980年4月，九龙仓股票抢购战，进入白炽化阶段。为把包玉刚从九龙仓中挤出去，怡和洋行以100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包玉刚却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21亿元现款，只花了两个小时，便使九龙仓股份增加到49%，彻底扭转局面。

　　1985年，包玉刚又以5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从此他左拥九龙仓，右抱会德丰，再加上他的航运王国，赫然成为海陆双霸主。

　　勤俭慈善家

　　尽管包玉刚有难以数计的财产，但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过分奢侈。他每年只准许家属在夏威夷度假10天，他的女儿们一次只能买一双鞋，他从不让孩子参加香港“富翁环球游览团”……

　　他似乎也没有做好承受自己巨大财富的准备。他曾说，不要告诉他有多少财富，他担心自己承受不了。

　　然而，对祖国，他却慷慨大方。

　　新中国成立不久，首次发行建设公债，他尽自己的财力，认购公债达数万港元。

　　1978年，阔别近30年后，包玉刚第一次回到大陆，与时任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率先订购了中国制造的货轮。他还邀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夫人等，主持部分新船命名仪式。

　　包玉刚在接受委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之职后，在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时，包玉刚频频奔走于中港英之间，为香港前途问题进行斡旋，通过大量实际工作，促成了香港顺利回归。

　　邓小平与包玉刚

　　1991年9月23日，73岁的包玉刚在家中逝世。他身后留给世界的，是“持恒健身，勤俭建业”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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