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保法实施一年半 有省份一年增加300起环境刑案

　　2014年4月24日通过人大常委会审议、2015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号称“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已有一年半了。

　　5月23日，由6所高校环境法学专家成立的课题组发布了《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对新环保法实施情况开展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按照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吕忠梅的评价，新环保法实施这一年多来成绩尚属“及格”。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告诉《华夏时报》记者，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企业遵守环保法的自觉性越来越强。有的企业找环保法专家去培训，有的企业专门聘请环保法专家作为常年法律顾问，环境律师的业务也比以前多了。

　　环境法律需求增加

　　新环保法实施后，王灿发明显感觉自己忙了许多。有的企业找上门来，请他去给员工做环境法律培训，有的请他介绍环境法律师，还有的聘请他作为企业的环境法律顾问。就在前几天，还有一家企业想邀请他去参加一场环境行政听证会，为企业提供一些专业的法律意见。

　　王灿发表示，由于新环保法会对环境违法企业的负责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企业领导也明白，“出了事是自己的，省了钱是公家的”，所以都会尽量保证企业“不出事”。

　　除了请专家做培训，有的企业还会聘请环保法专家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因为随着新环保法的要求越来越严，原有的商业律师只懂劳务合同、商务合同，很难应付新增加的环境法律风险。企业投资时需要注意什么环境法律风险？经营过程中有哪些行为有可能违反环境法？出了环境问题后怎么进行法律应对？都需要有专门的环境法律顾问来解决。 “环境律师的业务也比以前多了。”王灿发说。

　　不光是企业，连政府部门也需要环境律师的帮助。5月13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哈尔滨小岭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岭水泥”）状告环保部的案子，事件起源是小岭水泥未搬迁走5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环保部在行政复议时撤销了黑龙江省环保厅对小岭水泥做出的《环保验收意见》，企业因此将环保部告上法庭。最终，环保部聘请了代理律师与政策法规司副处长季林云一起出庭应诉。

　　环境执法力度加强

　　法律需求的增加，来源于环境执法力度的加强。王灿发表示，新环保法实施以后，有的省份一年就新增了200-300起环境刑事案件，企业不得不找环境律师来辩护。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竺效的统计，过去一年，全国环保类的行政拘留案件共有2079件，其中浙江省排名第一，执法力度非常大。

　　此外，过去一年全国共实施了4191件环保类的查封扣押案件，其中下半年比上半年增加了34%。很多执法部门反映，查封扣押措施改变了环境执法长期以来不够强硬，没有威慑力的局面。

　　在竺效看来，新环保法给环保部门增加了5个“钢牙铁齿”，分别是环评区域限批、查封扣押、停产限产、按日计罚和环保行政拘留。其中查封扣押案件最多，占五类案件总量的36%。同时，在按日计罚方面，去年一年，全国范围内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共715件，罚款数额达56954.41万元（不含山东2-6月份数据），其中辽宁数量最多，达101件。

　　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童光法表示，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的环境守法意识明显增强，大企业尤其是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达标率明显好转。相对来讲，省控、市控企业的信息公开状况稍微差一些，还需要加强。

　　尚存不足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在信息公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的进展要大于企业。目前只有约1/3的城市公布了重点排污单位名录，而在公布了名录的城市中，只有北京、宁波等少数几个城市的企业向社会公布了他们的排污信息。

　　此外，政府执法能力也存在薄弱环节。童光法表示，中国的环境执法能力呈现“倒金字塔型”，国家和省一级环保部门很强势，力量也比较大，但越往下越不行，到了乡镇一级，只有个别地方会有一两个环保员，很多则没有。

　　2015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布，按照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的解释，全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由原来的一两家增加到700多家。彼时，很多环保类的社会组织都跃跃欲试准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然而，一年之后，只有不到10家环保类社会组织成功提起了50多起环境公益诉讼。王灿发表示，这一数字相比全国30多个省区市来讲太少了。

　　“为什么会这么少？就是因为对环保组织限制得太严，必须连续从事公益事业5年以上才有资格提起诉讼。”王灿发说。

　　此外，目前环境公益诉讼仅包括民事公益诉讼，还应把行政公益诉讼也涵盖进来，因为公益诉讼更大的作用其实是监督政府部门严格依照法律办事。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传授冯嘉表示，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非常高，例如，环境鉴定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用。很多环保组织虽然有热情，但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所以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诉求。

　　“实际上，我们做环境公益诉讼非常非常难，远不止经费问题、专家问题和资格问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表示，“最根本的问题是基层政府的态度问题，这是环境公益诉讼少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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