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三大风险

　　风险一获取信息难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资深顾问唐功远是《报告》的主笔之一，他说，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大多数企业反映，“走出去”后获取信息比较困难。获取信息的方法主要是找境外在中国的咨询机构，但是获取信息相对来说比较难。这些难度具体体现在：获取的信息针对性不够强、信息的内容比较狭窄。我们通过调研发现，提供信息的咨询公司，对“走出去”企业的目标市场、对双方企业的了解很有限，这也是这次调研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信息获取难，准备不充分，风险防范措施不全面、不系统，对投资的后续整合及争议解决阶段不重视等问题。

　　从风险分布上看，立项阶段的信息获取与决策、经营管理阶段的东道国政府监管与市场风险以及争议解决阶段的被动应付是风险重灾区。在投资区域上，中东、中亚、南美、非洲区域的投资风险较高。

　　具体而言，大部分受访对象表示，企业“走出去”需要了解很多信息，包括东道国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外汇制度、劳工问题、政府审批程序等，但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为有限；虽然几乎全部受访者都表示已经聘请或计划聘请第三方机构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但是大部分第三方机构业务范围有限、欠缺对双方市场的了解，提供的服务针对性较弱。由此导致受访对象在立项阶段决策失误的几率增加。

　　在尽职调查阶段，大部分受访对象更倾向于对东道国的商务、法律、税务环境做概括性的调查，针对东道国安全审查、税务制度、外汇制度等方面进行专项调查的重视度较低，在实践中出现部分受访对象的尽职调查流于形式的情形；针对目标企业的调查，受访对象也多关注企业的现有资产和负债，对企业的潜在交易及历史发展状况的关注程度较低。

　　“另外，通过调研我们还找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唐功远说，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三大动因：市场、技术、品牌。

　　据唐功远介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行业是制造业，这也是此次调研得出的结论。其次是资源开发，但金融、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的投入正在加大，轻资产投资比重增加；投资形式上多以独资和合资企业为主；投资金额则较高，有近半数的受访对象境外投资额超过人民币1亿元以上。

　　风险二市场风险高

　　《报告》显示，在运营阶段，战争、内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

　　受访对象所遭遇的最大的东道国政治风险为东道国战争、内乱，其次为东道国法律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不充分，东道国政府行政效率低。东道国国有化、征收、征用风险相对较小。

　　从地域上看，中亚、南美的政治风险整体高于其他地域。

　　风险三民事纠纷频

　　《报告》称，东道国政府审查问题尚未突显。

　　正因此，大部分受访对象对东道国政府审查问题未予充分重视。但随着经济危机的扩散，各国的金融监管将大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也被反复强调，现有案例已经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遭遇了东道国当地政府的审查，并支付了巨额费用。希望能引起中国企业的重视。

　　在接受东道国政府审查的受访对象中，环保审查、反垄断审查、反商业贿赂调查是主要的审查情形。其他形式的调查还涉及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反倾销调查、技术审查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调查。

　　从地域上看，受访对象在南美、澳洲遭遇反垄断审查的比例较高，东欧、南亚、澳洲区域的投资还面临环保审查，东南亚、北美、欧洲、港澳台地区的反商业贿赂、反腐败调查要求也相对较高。

　　61%的受访对象在境外投资项目的运营中遇到了“本地化”要求，即东道国要求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在一定年限内逐渐降低。其中，南亚、非洲、东欧、中东地区有较高的本地化要求。1/5的受访对象遭遇群体性劳资纠纷。83%的受访对象在“走出去”后，会选择聘用当地员工，且近半数的受访对象所聘用的当地员工占海外常驻员工总数的50%以上。

　　在用工过程中，有21%的受访对象曾遭遇群体性劳资纠纷。其中，南美洲、欧洲、北美洲、非洲的群体性劳资纠纷比例较高。

　　此外，24%的受访对象在境外投资项目的运营中曾经遇到过税务争议。发生频率较高的前三项争议类型是：税务操作未满足当地合规要求、当地政府的税收歧视、境外项目的税务管理混乱。

　　对于造成以上税务争议的原因，受访对象认为其主要原因有：对东道国税收法律法规不了解、未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企业不重视、与东道国政府沟通不畅。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在项目运营阶段还面临资源整合难问题，许多受访对象表示，该问题多与政府沟通、文化冲突有关。

　　结论“走出去”得大于失

　　据唐功远介绍，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出以下特点：从投资区域来看，以亚洲、美国为主要投资区域；从企业规模及资产总额上看，投资东亚、港澳台、欧洲、北美的企业多以小型企业为主，东欧、中东、中亚、南美、澳洲区域的中国投资企业则以大型企业为主。

　　对于正在“走出去”的企业，《报告》询问了其对“走出去”结果的评价，41%的受访对象认为是“得大于失”，仅2%的受访对象认为是“失大于得”。受访对象对“走出去”结果的评价整体是积极的。

　　《报告》的结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得大于失。这4个字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化、区域化浪潮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带动了各国、各区域资源以更为公平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共享，这一发展趋势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许多“走出去”的企业也面临着更为严苛的金融监管及东道国政府审查，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倒逼中国企业向国际化的企业组织架构、管理模式转型。

　　为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制定了更为开放、便捷的“走出去”政策，为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指导、并逐步完善政府服务体系。可以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虽然面对诸多问题，但整体成果仍值得肯定。

　　以此次调研数据为例，超过一半的受访对象正在进行境外投资。其中，近两成的企业认为境外投资是成功的，四成以上的“走出去”企业认为“得大于失”，近七成的受访对象表示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有继续投资的计划，中国企业对“走出去”的成果评价及未来投资计划整体上是非常积极的。

　　此次调研的结论是，从受访对象的投资现状看，中国企业对“走出去”的期望及成果评价整体上是持积极态度的，同时，企业也对本国政府、东道国、第三方机构在信息及人才提供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唐功远说，《报告》的第一个重点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得出来的结论，与目前很多媒体的报道有比较大的区别。在目前很多媒体报道中，有观点认为60%的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实质上是不成功的，但是《报告》得出来的结论是，有60%的企业认为是成功的或得大于失，有35%的企业暂时没有办法得出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较多受访对象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失利的首要原因，是国际型人才短缺和对东道国信息不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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