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记者问道“十三五”期间国家GDP增速的底线和目标时,杨伟民表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番这个目标,前五年大体上是增长7.8%左右,后五年即“十三五”期间的增长速度有人测算可能是在6.5%,但是,这是一个测算的依据,并不是一个目标。因为按照我们国家制定规划固定的程式,中央提出建议,最后国务院提出规划纲要,报明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我相信目标肯定会充分考虑到实现翻番的要求和6.5%的底线,但是6.5%本身并不是目标,最后的目标怎么确定,还要到明年3月份确定。
杨伟民还表示,这次十三五规划建议重点强调了三个关系我们国家未来发展动力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性环境的重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根据前一个阶段资本市场的波动,也适应中国金融发展混业越来越多的趋势,所以这次建议中提出,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当然具体的改革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
此外,有记者问道,“十三五”期间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居家进城落户,但是城市的容纳力是有限的,对此国家有何政策对应?
对此杨伟民表示,要加强户籍改革,让农民工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村,城市容量不是问题:
现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农民工增长速度在下降。也就是说,未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会放慢,我们城镇化率取决于进城农民工的数量。
现在这种城镇化的模式,是只能到城市打工、经商、就业,但是不能在城镇落户的城镇化的模式,在全局上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比如“招工难”,为什么难呢?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但是还有一个方面过去研究得不够的是,因为农民工相当多的一部分干到40岁左右就离开城市,因为他不能在城市定居,他就回到原籍了。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农民工一生的劳动年龄时间比在城市的就业人口少了接近20年,大家想一想,我们国家一年要浪费多少劳动力资源。农民工回到农村,农业是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从高生产率的部门流回到低生产率的部门,这是经济发展的大碍,因为所谓的人口红利是讲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
关于城市容量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讲的是这些人已经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了,但是他可能居住条件差一些,同样和我们一样去挤地铁、坐公交等等,所以我认为容量不是问题。现在关键问题是各地区思想上认识不够,另外是有利益在里面,过去我们的城镇化往往是要地不要人,要土地建设指标,土地指标拿了可以挣钱,土地财政可以盖房子,可以带动增长。但是人进来以后是要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次提出来两挂钩,一个是建设用地增量要和人口落户数量挂钩,通俗点说,人口进来多的地方,落户多了就多给你地;再有,财政转移支付要和市民化挂钩,落户多,意味着义务教育、医疗这种政府支出要多,所以财政转移支付要和这个挂钩,从而解决好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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