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春：金融业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行业

　　与十多年前不同，现在谈金融业对外开放，已经不会有“狼来了”的声浪了。然而，外资银行进入，会对中国银行业的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金融业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行业，尤其是银行业。一个商品、一个商业行业，如果有一定的优势，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很容易占领甚至主导整个市场。银行业的市场，是受强监管的市场，一个新进入者没有政府的背书或强权的支持很难成为市场主导者。在这个领域开放，我们要清楚进入者的目的和意图。

　　从国际上一些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银行看，跑到其他国家主导所在国银行业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被外资银行所主导的国家，往往是自身银行体系非常落后和脆弱。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银行到其他国家并购零售银行业务、信用卡业务，过段时间又卖了。所在国的企业客户、个人客户一般对外资银行还是有心理隔阂的。所以，虽然外资银行有企图要深耕当地市场，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没有几十年的耕耘是不可能成功的。成功的，不仅仅是外资银行自身强大，更需要本国政府的影响力在所在国够强大。同时，由于巴塞尔协议的执行，外资银行进入一个国家发展，因为资本金的约束，也不能像50年前那样快速扩张了。再一方面，现在各国都强化了金融监管，随时可以调整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

　　因此，外资银行进入一个国家，往往在三个方面着力：对本国企业在所在国发展的支持，日资银行、韩资银行在中国走的基本就是这个路径；银行间市场；大企业、大项目贷款。1997年以前，欧美银行在东南亚主要就是后两类业务。除商业银行业务外，还有就是投行业务，尤其是商业银行也积极参与的债券市场。

　　十多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差强人意，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资本金的约束，在体量上根本无法与中国的银行相抗衡，也因此根本无法深度进入中国庞大的本地市场；中国特殊的银行间市场，外资银行的体量没有能力影响这个市场，外资银行在这方面的专长也无从发挥；中国客户的风险逻辑与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逻辑的错位，使外资银行在开拓业务中一方面裹足不前，一方面还是难以把控风险；监管政策和方式难以适应。

　　正因为以上原因，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并不怕银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反而是欢迎开放。因为开放能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建立有效监管体系。

　　以开放促改革，促什么样的改革

　　中国银行业30多年来一直在转型，或者说改革。除了服务方式、产品创新，这30多年银行主要是在体制机制上的改革，从财政的补充到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到股份制改造，以至于主要银行的上市变成公众公司。可以说，就体制机制而言，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空间已经不大。

　　引进外资银行是否会起到鲶鱼效应？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势下，无论是规模、创新能力、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外资银行根本成不了鲶鱼。打开中国银行的网页和外资银行的网页进行比较，更是不在一个等级上。记得几年前还有国外讲师在培训课上拿中国某大行的网页做反面典型。以前我们说中国的银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三个词丢给外资银行。说这些，不是说外资银行没有可学的东西了，而是就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言的。

　　也有人诟病中国银行业投放的贷款主要是国有企业、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把这看成是中国银行业的落后面。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成功之处。20年来境内外许多舆论都在唱空这块业务，认为是巨大的风险。但20多年来，这些业务恰恰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优良资产。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的风险问题，不是这里讨论的主题。但将贷款投向这些领域，是银行的理性选择，并不是政府的指令。在这方面，外资银行不会比中资银行高明。犹记得上世纪90年代，外资银行也是不顾一切地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放贷，可以说到了疯狂的地步。直到本世纪初，广国投等的破产重组，才刹住了这股歪风。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有政府信用背书的情况下，哪怕没有白纸黑字的保证，外资银行也一样会做这样的理性选择。

　　由此带出来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改革什么？金融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金融机构体系的改革，更主要的是金融制度体系的改革。要吸引外资银行进入，降低准入门槛不是主要的，关键是金融制度体系的清晰与相对稳定。这方面，要明确几个关系：

　　管制、监管、调控的关系。

　　金融是个非常特殊的行业，不仅影响一国经济，更会影响国家安全。所以，各国都有明明暗暗的管制。管制的目的主要是安全。所以，管制的对象、管制的手段要相对明确。只要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一般的市场波动，不应该启用管制手段。

　　监管是为了金融市场的安全、规范，政策和手段应该是清晰、可预期的，也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即使有调整，一般情况下也是有预告，有起始时间，并且不追溯存量的。通常情况下，监管政策和手段，也不应该混同于调控手段。

　　调控手段是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平时所说的货币政策和相应的调控手段与工具。关键是目标明确，手段多变。

　　监管与国家战略的关系。

　　监管毫无疑问要体现和贯彻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有很多，各个银行、各个机构不可能同时都将资源投向所有的国家战略领域。国家相关部门和监管部门应该制定各类政策，以引导各家银行和各类机构依据自身的战略和禀赋，将资源投向相应的国家战略领域，形成各自的业务特点和竞争优势。不应该将国家战略直接转化为监管政策“一刀切”地要求所有银行和机构同步执行。

　　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

　　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就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应该简化监管部门的职责和目标，使监管工作更加专业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中国金融监管的水平。

　　不同国家金融对外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外开放的目标也是不同的

　　就中国目前而言，已经超越了简单招商引资的阶段。在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方面，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引进多少机构、多少投资，也不应再局限于引进先进的产品、管理经验。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多元的经济体，与那些经济结构简单、体量比较小的经济体不同。外资银行进入，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参与到这个广阔市场的所有领域。外资银行即使进入中国本地公司业务和个人业务领域，在区域、客户群选择、业务量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市场的整体影响力有限。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当然是希望通过中国市场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获取更多盈利机会。

　　再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已经不仅仅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而是与世界经济交融在一起，根本不可分割了。也就是说，不是拼图上可拆开的一片了。所以，现在讲金融对外开放，更多的是为实现中国资源更有效的配置。故此，通过对外开放，重点应该是建立不同金融领域的国际中心。也就是说，让各国机构到中国来进行资源在国际间的配置。

　　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人民币国际市场。或者说，我们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建立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方法是以建立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为突破口。因此，开放政策要围绕着这个目标来设计和实施。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创新人民币产品、开放人民币产品市场。同时，建立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不仅要着眼于中国国内，更要着眼于在目前国际上人民币清算的基础上，建设人民币国际市场，即不同的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
　　　　
　　“走出去”的目的要明确

　　正因为是超越了简单招商引资的阶段，金融的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来，更要走出去。以个人的体会，这方面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走出去，既要有顶层设计，各个机构也要有自己明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总结各个国家金融机构国际化的经验教训，避免盲目一窝蜂地行为。

　　除了金融市场业务，总体上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政策性机构与商业性机构要各司其职。方式上要突破简单提供债务融资的形式。

　　人才培养，不仅是金融业务专业人才，还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尤其要重视的是，懂得按所在国法规和惯例、方式进行管理经营的人才的培养。我们走出去往往并不缺乏业务人才，缺的是懂得按当地法规、惯例、方式进行管理的人才。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