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折射出民间借贷乱象：高利贷是始作俑者

　　近日曝出的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不堪忍受母亲被多名催债人欺辱，22岁男子于欢用水果刀刺伤4人，并导致其中1人死亡。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当舆论就于欢刺死辱母者是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法律是否应该给予伦理足够的尊重等问题进行关注和讨论时，案件背后的民间借贷乱象也引发了外界的忧虑与深思。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逐渐成为一种市场化的经营行为，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的信息不透明及运作不规范，民间借贷滋生了很多问题，有些甚至演化为多米诺骨牌似的连环危机。

　　在山东聊城这起案件中，民间借贷演变成了高利贷，高利贷过程中又出现了暴力催收，暴力催收最终又酿成杀人命案的发生，民间借贷乱象暴露无遗。

　　高利贷是始作俑者

　　千帆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天使投资人胡仁胜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就民间高利贷来说，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有借钱或融资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民间资金有投资的需求，双方资源匹配，开始有了这个市场。

　　“这部分市场属于非标准金融服务，是传统金融企业不愿意或无法服务的部分，但近年来需求越来越大，所以在政府无法监管或不愿监管的情况下，开始野蛮生长。”胡仁胜表示。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系主任奚君羊教授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亦表示，民间借贷是由供求两方面共同作用产生的，从需求来说，整个金融体系还不够发达，许多企业没有有效的途径获得融资渠道，但又迫切要获得资金周转，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来解决融资需求。从供应方来说，由于市场上存在这样的融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通过正当的融资途径难以满足，这就为高利贷的生存提供了条件。

　　事实上，高利贷存在于全世界，哪怕是在金融体系特别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融资渠道毕竟不是对所有人都敞开，只不过西方国家正常的融资渠道相对比较完善，在制度上对高利贷的限制也相对比较严格。而我国金融系统还不够发达，司法方面还没有很严格的限制，导致提供高利贷资金的一方使用非常规的催债方式来获得暴利，而债务人面临难以承受的状况，不得不通过借高利贷来还高利贷，再加上中国老百姓对高利贷缺乏理智的对应态度，有时不考虑高利贷的严重后果，从而形成高利贷泛滥蔓延的局面。

　　胡仁胜表示，民间借贷催生的这些催债公司，收回钱是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为此他们可以用非常极端的手段进行催收，甚至可以去践踏法律。在这种业态下，双方之间诉求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此外，由于经济下行压力，银行对风险变得敏感，钢铁等行业本来就是产能过剩行业，山东聊城案中的源大工贸又是民营企业，在银行看来，源大工贸违约的风险相对比较高。面对企业生存压力，企业主苏银霞除了选择高利贷，没有更好的办法。

　　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李子川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指出，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对实体的支持仍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面向社会投资者与融资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完善过程中，尤其当面向资金需求旺盛的小微及个人群体时，金融支持力度仍有待提升，给民间“高利贷”留有了市场基础。

　　监管难题有待解决

　　胡仁胜也坦言，针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行为。据胡仁胜介绍，中国的小微企业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个企业注册以后一年内死亡的概率差不多有一半，五年内死亡的概率差不多有80%，而小微企业真正能做到盈利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因为优势资源都在国企或者大的企业集团手中，中小企业想要成功比较困难。

　　“因此，金融机构从避开风险的角度往往不太乐意给中小企业进行贷款，除非他们有足够的抵押物。当然，对一个中小企业主或者是创业者来说，有抵押物也不太现实。如果他们再失去抵押物就会变成社会极不安定的元素。”胡仁胜谈道。

　　值得注意的是，聊城案中警方出警是否存在缺陷也成为了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警察到了又走，警方的解释是“进一步了解情况”。警方当时既没有带走暴力催债人调查，又没有将双方隔离，其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之间是否构成了一定的因果联系，亦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鹏鹏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仅就本案而论，警察的处置行为有失妥当，并未能有效地制止冲突升级，恰恰相反，放之任之的心态让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公权力并不能随意介入民事纠纷，但一旦民事纠纷上升为治安事件，公权力便应保持一种警惕的态度，防止冲突升级。警察至少应向双方当事人解释法律的相关规定，要求双方当事人应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纠纷，而不是采用违法的手段。

　　在施鹏鹏看来，高利贷很难用禁止性的法律条款来解决。在比较法上，虽然主要发达国家对高利贷均有一定限制甚至禁止性规定，但实际操作会比较困难。因为规避的方法比较多，证明上存在难题。民间高利贷的解决可能还需要金融市场的改革，让中小企业的融资途径更加宽敞和规范，这样就杜绝了民间高利贷生存的空间。

　　胡仁胜亦认为，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没有办法覆盖到如此层面的金融行为，另一方面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管制民间借贷纠纷。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对政府金融行为的补充，无论公权力哪个部门介入，都要承担相应的代价，而这样的代价是政府和金融机构都无法承担的，于是监管选择暂时性地失明。”胡仁胜说。

　　完善金融服务的缺失

　　“辱母杀人案”折射出的民间借贷乱象，一方面反映出现代企业对于金融服务以及融资的渴求，另一方面也说明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或者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没有太多支持。

　　奚君羊表示，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金融机构获得牌照门槛比较高，使得金融业只要为大中型企业提供融资就可以获得充分的利润来源。因此要解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缺失，就需要整个金融系统提高竞争程度，适当地降低门槛，使得更多的民间资本可以进入金融领域，使得金融机构错位竞争，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胡仁胜表示：“我个人不建议过于鼓吹让每个人都去创业。创业虽说可以滋生出一些新兴的产业，但更多的是对于社会资源等共同资源的流失。在不了解行业、不了解做一个企业所需要的基本知识之前去创业，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中国不可能有一百万个马云，也不可能有一百万个华为。”

　　“但是，对于中小企业，他们创业失败的过程实际上是替国家解决就业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似乎应该对中小企业去做一些倾斜，在税收、法律援助、政策支持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让中小企业活得稍微容易一点。” 胡仁胜说。

　　全国民间借贷乱象已十分严峻，需要各方有识之士加强探索，进一步加大力度进行金融改革，在改革创新中让中国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更好地服务于扶贫攻坚和全面小康。

　　李子川建议，在解决如上金融服务缺失的问题时，非银金融信息服务机构作为主体是一类不错的尝试，如时下发展较快的网络借贷、众筹、消费金融服务商等。要强调的是，即使相关的金融服务机制获得长足的健全发展，“高利贷”也不会消失。

　　“并非所有的‘高利贷’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核心是公权力约束下的疏堵结合度的问题，应支持民间借贷合理定价，严防严惩地下资本‘恶性吸血’与暴力催收的行为。”李子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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