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召开的宏观经济形势季度分析会上，有专家表示，在这一轮去产能过程中，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相比，可谓“冰火两重天”。国有企业受益最多。大型国企得以在去产能中存活下来，成为“剩者为王”的角色。它们不但在原材料涨价中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而且在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中也是优先受益者。
但国有企业拥有的难道都是“优质产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下称“人大国发院”）最新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低于非国有企业，低出20%-40%。
“总体上国有企业加权产能利用率只有非国有企业的70%左右。我们发现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退出）能够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控制其他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因素后，国有资本退出后企业产能利用率平均提高10个百分点。”人大国发院教授尹恒说。
产能利用率低（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经常需要应对的难题。尹恒介绍，本世纪以来中国已历经四次大范围的产能过剩，政府制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中提及到的产能过剩行业数目在逐年增加，从“十一五”期间的11个落后产能行业增至“十三五”期间的19个。
国有企业总是倾向于积累过剩产能。
一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速度小于新增产能速度，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尖锐。例如，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11-2012年全国新投产炼钢产能约1.25亿吨。同期淘汰炼钢产能约3700万吨，新增产能近9000万吨。产能过剩浪费稀缺资源，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控制着国企高管的任免和考核，倾向于将提高就业水平、稳定社会环境、增加财政收入和维持GDP高速增长等多重目标内化于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
尹恒说，说国有企业目标多元，而不仅仅是成本最小和利润最大化。相应地，国有企业得到政府更多的关照，例如低价土地、减免税收、更易获取金融资源、较低的资金成本等等。这造成一定程度的国有企业软约束问题，从而一方面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扭曲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导致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另一方面，政府的“父爱主义”使得国有企业并不能按照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落后产能难以被及时淘汰。因此，国有企业总是倾向于积累过剩产能。
人大国发院运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逐一比较139个三位数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所有行业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明显偏低。
除了纺织面料鞋的制造9个行业外，其余130个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差距都十分显著。逐年计算加权产能利用率，所有139个行业的结果完全一致，总体而言，国有企业行业加权的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只有非国有企业的70%左右，有些行业和年份这一数值更低，例如玻璃及玻璃制品行业国有企业的加权产能利用率基本上只有非国有企业的一半。从时间上看，1998-2013期间国有企业整体的产能利用状况的差距存在缩小的趋势。
在世纪之交中国经历了一轮以“抓大放小”为政策目标的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在几乎所有行业都大规模撤离。
“我们的样本正好涵盖了这段特别的时期。这为我们总结国企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尹恒介绍，运用常用的政策评估方法（DID方法）分析这一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改革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总的来说控制其他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因素后，国有资本退出使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
如何彻底解决国有企业产能过剩问题，尹恒认为，对于商业类或竞争类的国有企业，应该回归其利润最大化目标，硬化其预算约束，让国有企业成为一个与其它企业完全一样的市场竞争主体。国家作为股东与其它股东的目标完全一样，即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政府不应该将其它社会目标施加于这类国有企业，同时也不应该给予对其要素和政策方面的优惠、照顾。
而对于公益类的国有企业，政府应该明确其社会责任、给予其相应的资源。政府应该对其实施严厉的监管，保证其掌握的公共资源严格服务于其承担的公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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