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缺陷汽车召回数量首次在一年内突破千万辆大关。
近日，法治周末记者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公布的召回公告统计发现，2016年全年有关国内汽车召回的公告共有171次，涉及30余家汽车企业，召回总量突破一千万辆，为11330964辆。
而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我国自2004年10月1日实施缺陷汽车召回制度以来，如今已累计召回缺陷汽车3668万辆，其中，从2004年至2013年，经过9年时间累计召回数量达到1000万辆；从2014年至2015年，两年累计召回数量达到1000万辆；其中，截止到2015年12月18日，2015年共有76家企业开展了226次召回，涉及缺陷汽车554 ．85万辆。
而2016年仅一年时间，有关缺陷汽车的召回数量已占据12年来累计召回总量的近三分之一，相比2015年，2016年召回缺陷车辆同比增长204%，均创历史新高。
在深圳中为智研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张召看来，2016年我国缺陷汽车召回创历史新高，一方面说明我国汽车产业市场“问题缺陷汽车”现象发展较为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汽车质量问题召回体系越来越成熟。
“不过，同时也提醒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汽车生产出厂环节的监管力度，避免更多事后问题的出现，从而增加更多的监管成本及隐形的消费者成本。”张召补充说。
日系车召回数量最多
根据此次统计，2016年国内汽车召回共涉及33家车企，其中，日系车企6家，召回车辆为735.54万辆，占去年全年召回总量的64.91%；美系车企3家，召回车辆258.95万辆，占比达22.85%；德系车企4家，召回车辆87.09万辆，占召回总量的7.68%。
另外，在33家车企召回车辆的排行榜中，本田居首，通用排名第二，丰田位居第三，其中日系车企占据前十排行榜中的六席，分别是本田、丰田、马自达、日产、三菱和斯巴鲁。其中，本田（包括讴歌）召回缺陷汽车数量最多，高达385.77万辆。
从这些日系车企发布的召回原因来看，多数是因为高田气囊问题，即“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前安全气囊配备了高田公司生产的未带干燥剂的硝酸铵气体发生器。在气囊展开时，气体发生容器可能发生异常破损，导致碎片飞出，可能伤及车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
其中，本田去年在中国的召回全部是因为高田气囊，并且召回总量位居首位，可见其受高田气囊之害最深。
高田气囊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左右，当时曾有消费者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投诉，他们驾驶的汽车安全气囊在展开后会弹出金属碎片。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2008年发生了一起因安全气囊致人死亡事件后才不断有车企召回相关车辆。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高田缺陷气囊问题在全球致死人数已超过百人，全球召回缺陷汽车超6000万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汽车召回事件。
其实，配备高田气囊的不仅仅是日系车企，还包括部分德系和美系汽车企业，比如宝马、大众和福特，其中，上周（2月6日）宝马再次因为高田气囊问题在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召回4万余辆缺陷汽车。
不过，从召回数量来看，在华销量远超日系品牌的德系品牌，在2016年召回缺陷汽车870885辆，占召回总量的7.69%，召回数量不足日系车企同期召回数量的八分之一。
张召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日系车企召回数量多，主要是因为高田气囊问题。
统计数据也显示，2016年，因为高田气囊问题被车企发起过31次召回，其中，27次为日系车企所发起。
“从发起的召回计划中可以看出，其实不仅是高田气囊，日系汽车其他一些配套产品也都出现过问题，说明日系品牌在设计和质量管控方面，尤其在中国本土的管控方面出现了严重不足；体现出日本企业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管理和质量控制的系统都同全球化的要求出现了比较大的差距。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2016年日系车企的召回数量最大。”张召解释说。
自主车企召回较少
相比日系、美系、德系这些国外车企，国内自主车企召回的量和次数都相对较少。
统计显示，2016年仅吉利、广汽、一汽、长城、江淮、比亚迪、宝骏、东风等自主车企在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相关车辆为142198辆，占去年召回总量的1.26%。
其中，吉利汽车发布过3次召回计划，分别是1月22日，因侧气帘无法正常展开，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召回1593辆吉利牌E C 8；6月29日，吉利汽车和浙江豪情汽车召回521辆E C 7和G C 7，原因是部分车型的变速器存在安全隐患；10月13日，因碰撞传感器工作异常，浙江豪情汽车公司召回部分GX7、GX9、GC7汽车，共计56121辆。长城汽车和宝骏汽车均发起过两次召回，其他车企均为一次。从召回数量上，自主车企中吉利汽车召回缺陷车辆最多，为58235辆。
自主车企召回数量较少，是否说明自主品牌的车辆质量更好呢？
张召称，自主品牌车企整体召回数量较少，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生产品质管理控制体系逐步提高，并且有接近达到国际先进管理水平之趋势，从而使得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品质不断提高，问题缺陷现象逐年下降。
“当然，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比如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主要面向中低端消费者，此类群体消费权益及维权意识薄弱，或者说因为价格低根本不愿意去维权，导致我国自主品牌汽车召回数量较少；我国一些自主品牌车企，为避免因汽车缺陷问题而导致品牌形象滑落或者出现品牌危机等情况出现，不愿意主动积极召回，乃至存在一些逃避现象等。”张召补充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豪华品牌的保时捷、玛莎拉蒂、阿斯顿·马丁也出现了召回事件，其中保时捷共发起了3次召回，召回相关车辆高达113291辆（包括一些改装车），位居统计的33家车企召回车辆排行榜的第13位；玛莎拉蒂进在国内发布过5次召回计划，涉及车辆为52349辆。如此，也并没有让王璐感觉踏实。
女儿已经5岁了，当初在她设想里会逐年减轻的雾霾反而愈演愈烈。
她在前年买了一枚雾霾检测仪，女儿走到哪里测到哪里，每每看到数值，都沮丧不已。
而当初留在北京的坚持，也最终在告别了2016年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强的雾霾，却又在2017年迎来长达212小时的“跨年霾”后，彻底崩塌了。
“孩子现在越来越容易生病，我不知道这和雾霾有没有关系，但我解决不了雾霾的问题，就只能解决孩子面临的问题。”王璐说，她以前觉得，只要生活在故土，一切困难都可以对抗。但如今她慢慢发现，无法对抗的是生活本身。
她不愿意让孩子在本应享受蓝天白云的年纪里，早早地过上“口罩里的童年”。
火爆的移民生意
2013年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
此后4年来，刘莉发现，每年冬天雾霾加重的时候，来找自己咨询移民政策的人数就会明显增多，促签也特别容易成功。“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电话响个不停。”
雾霾，已逐渐成为移民最直接的导火索。
“在以前，客户关注移民时会考虑很多其他客观因素，例如，能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能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等等。”但如今，对环境和自身安全的无力感会促使他们迅速作出决定，刘莉直言，“他们觉得，在国外不管怎么样都会活得比现在好。”
她始终记得，一年前的冬天，一位天津的客户找到她，开门见山地坦白，自己想要躲霾，能否给他推荐一个国家。
“在此之前，这位客户甚至从来没有过移民的想法。”刘莉感叹。
在她十几年的工作经验里，移民行业一般春节过后直到10月份是旺季，春节之前则是淡季，“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移民是件‘大事’，不愿意赶在过年之前匆忙办理，都想‘过了年再说’”。
但在如今的北京，由于雾霾，大多移民中介的淡季已经变成了旺季。
此外，几年前，刘莉的客户还大都是企业家、公司法人等富裕阶层，而现在，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
就在一周前，她曾接待了两位50多岁的退休教师，把北京的房子和车子都卖了，“痛下血本”，就是为了“换一种活法”。
她还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有时候，客户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显示地为海南或云南。我还以为是外地客户，结果一问才知道，对方是北京人，只不过冬天跑到海南、云南去避霾。”
对此，汪丁丁撰文指出，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最先移民海外的将是那些具有高学历的人，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如果放任“脑流失”发展，北京最终将只剩下科技含量很低的产业。
而事实也似乎证明，北京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有媒体报道称，这个冬天，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一直在寻找新的主教练，他们希望意大利名帅斯帕莱蒂能够出任。
然而，斯帕莱蒂对于北京的空气质量非常在意，甚至发过一张北京重雾霾的照片无奈表达，他的妻子也对雾霾极其抗拒。
最终，斯帕莱蒂以无法说服妻子为由，拒绝了北京国安的邀请。
抓不住的筷子
但更多的人还在左右为难着：一边是环境的急剧恶化带来的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一边却有事业、家庭等无法割舍的牵绊。
在刘莉看来，她负责的欧洲投资移民大约需要30万欧元，“这笔钱其实算不上什么代价，真正的代价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新的思维模式，包括新的语言”。
早在2011年，一名华裔教师便因为告知孩子们“没有圣诞老人”，而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并为此向每位家长致电道歉。
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在这个“扛麻袋的白胡子老人”身上爆发了。
一片火热的移民潮背后，人们开始慢慢意识到，对移民国的不了解，以及冲动之下对未来生活的盲目规划，让这场带着逃离味道的移民，往往并不如预期的美丽。
“到底要不要回国？”这个问题已经萦绕在王平脑海两年之久。
2015年，王平博士毕业后，技术移民到澳大利亚。当时已经结婚生子的他，决定移民的最大动力就是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初来澳大利亚，王平也曾信心满满。
可最初的“蜜月期”过去后，他发现，艰难的“磨合期”已然来临。“研究了这么多年的专业知识，却不能学以致用，很失落。收入也远远比不上国内，活得累。”
王平说，两年来，他很多个晚上都躲在被子里掉眼泪，也想过放弃。“后来还是考虑到孩子，才咬牙挺下来。”
“一个民族基本的文化特性被称为文化基因，能担当基因重任的文化因素有三个：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云华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道，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就像中国人生来用筷子吃饭而美国人用刀叉一样。你既然来了美国，就只能放弃筷子，不然你无法生活。
但这对于只为躲霾而来的移民族来说，这往往需要更长的适应期。
刘云华对此解释道，大多数移民人士，往往出于对子女教育、个人发展与追求等因素选择移民，与这些移民不同的是，在雾霾笼罩的环境条件下，移民对这部分人群只是一种逃避的手段，并不是真的出于对移民国生活条件、文化氛围的向往，抱着融入的心态。
“我想我最后还是会回国的，等一等，等到雾霾散去的那一天。”王平低喃。
近日，法治周末记者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公布的召回公告统计发现，2016年全年有关国内汽车召回的公告共有171次，涉及30余家汽车企业，召回总量突破一千万辆，为11330964辆。
而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我国自2004年10月1日实施缺陷汽车召回制度以来，如今已累计召回缺陷汽车3668万辆，其中，从2004年至2013年，经过9年时间累计召回数量达到1000万辆；从2014年至2015年，两年累计召回数量达到1000万辆；其中，截止到2015年12月18日，2015年共有76家企业开展了226次召回，涉及缺陷汽车554 ．85万辆。
而2016年仅一年时间，有关缺陷汽车的召回数量已占据12年来累计召回总量的近三分之一，相比2015年，2016年召回缺陷车辆同比增长204%，均创历史新高。
在深圳中为智研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张召看来，2016年我国缺陷汽车召回创历史新高，一方面说明我国汽车产业市场“问题缺陷汽车”现象发展较为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汽车质量问题召回体系越来越成熟。
“不过，同时也提醒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汽车生产出厂环节的监管力度，避免更多事后问题的出现，从而增加更多的监管成本及隐形的消费者成本。”张召补充说。
日系车召回数量最多
根据此次统计，2016年国内汽车召回共涉及33家车企，其中，日系车企6家，召回车辆为735.54万辆，占去年全年召回总量的64.91%；美系车企3家，召回车辆258.95万辆，占比达22.85%；德系车企4家，召回车辆87.09万辆，占召回总量的7.68%。
另外，在33家车企召回车辆的排行榜中，本田居首，通用排名第二，丰田位居第三，其中日系车企占据前十排行榜中的六席，分别是本田、丰田、马自达、日产、三菱和斯巴鲁。其中，本田（包括讴歌）召回缺陷汽车数量最多，高达385.77万辆。
从这些日系车企发布的召回原因来看，多数是因为高田气囊问题，即“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前安全气囊配备了高田公司生产的未带干燥剂的硝酸铵气体发生器。在气囊展开时，气体发生容器可能发生异常破损，导致碎片飞出，可能伤及车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
其中，本田去年在中国的召回全部是因为高田气囊，并且召回总量位居首位，可见其受高田气囊之害最深。
高田气囊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左右，当时曾有消费者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投诉，他们驾驶的汽车安全气囊在展开后会弹出金属碎片。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2008年发生了一起因安全气囊致人死亡事件后才不断有车企召回相关车辆。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高田缺陷气囊问题在全球致死人数已超过百人，全球召回缺陷汽车超6000万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汽车召回事件。
其实，配备高田气囊的不仅仅是日系车企，还包括部分德系和美系汽车企业，比如宝马、大众和福特，其中，上周（2月6日）宝马再次因为高田气囊问题在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召回4万余辆缺陷汽车。
不过，从召回数量来看，在华销量远超日系品牌的德系品牌，在2016年召回缺陷汽车870885辆，占召回总量的7.69%，召回数量不足日系车企同期召回数量的八分之一。
张召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日系车企召回数量多，主要是因为高田气囊问题。
统计数据也显示，2016年，因为高田气囊问题被车企发起过31次召回，其中，27次为日系车企所发起。
“从发起的召回计划中可以看出，其实不仅是高田气囊，日系汽车其他一些配套产品也都出现过问题，说明日系品牌在设计和质量管控方面，尤其在中国本土的管控方面出现了严重不足；体现出日本企业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管理和质量控制的系统都同全球化的要求出现了比较大的差距。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2016年日系车企的召回数量最大。”张召解释说。
自主车企召回较少
相比日系、美系、德系这些国外车企，国内自主车企召回的量和次数都相对较少。
统计显示，2016年仅吉利、广汽、一汽、长城、江淮、比亚迪、宝骏、东风等自主车企在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相关车辆为142198辆，占去年召回总量的1.26%。
其中，吉利汽车发布过3次召回计划，分别是1月22日，因侧气帘无法正常展开，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召回1593辆吉利牌E C 8；6月29日，吉利汽车和浙江豪情汽车召回521辆E C 7和G C 7，原因是部分车型的变速器存在安全隐患；10月13日，因碰撞传感器工作异常，浙江豪情汽车公司召回部分GX7、GX9、GC7汽车，共计56121辆。长城汽车和宝骏汽车均发起过两次召回，其他车企均为一次。从召回数量上，自主车企中吉利汽车召回缺陷车辆最多，为58235辆。
自主车企召回数量较少，是否说明自主品牌的车辆质量更好呢？
张召称，自主品牌车企整体召回数量较少，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生产品质管理控制体系逐步提高，并且有接近达到国际先进管理水平之趋势，从而使得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品质不断提高，问题缺陷现象逐年下降。
“当然，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比如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主要面向中低端消费者，此类群体消费权益及维权意识薄弱，或者说因为价格低根本不愿意去维权，导致我国自主品牌汽车召回数量较少；我国一些自主品牌车企，为避免因汽车缺陷问题而导致品牌形象滑落或者出现品牌危机等情况出现，不愿意主动积极召回，乃至存在一些逃避现象等。”张召补充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豪华品牌的保时捷、玛莎拉蒂、阿斯顿·马丁也出现了召回事件，其中保时捷共发起了3次召回，召回相关车辆高达113291辆（包括一些改装车），位居统计的33家车企召回车辆排行榜的第13位；玛莎拉蒂进在国内发布过5次召回计划，涉及车辆为52349辆。如此，也并没有让王璐感觉踏实。
女儿已经5岁了，当初在她设想里会逐年减轻的雾霾反而愈演愈烈。
她在前年买了一枚雾霾检测仪，女儿走到哪里测到哪里，每每看到数值，都沮丧不已。
而当初留在北京的坚持，也最终在告别了2016年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强的雾霾，却又在2017年迎来长达212小时的“跨年霾”后，彻底崩塌了。
“孩子现在越来越容易生病，我不知道这和雾霾有没有关系，但我解决不了雾霾的问题，就只能解决孩子面临的问题。”王璐说，她以前觉得，只要生活在故土，一切困难都可以对抗。但如今她慢慢发现，无法对抗的是生活本身。
她不愿意让孩子在本应享受蓝天白云的年纪里，早早地过上“口罩里的童年”。
火爆的移民生意
2013年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
此后4年来，刘莉发现，每年冬天雾霾加重的时候，来找自己咨询移民政策的人数就会明显增多，促签也特别容易成功。“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电话响个不停。”
雾霾，已逐渐成为移民最直接的导火索。
“在以前，客户关注移民时会考虑很多其他客观因素，例如，能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能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等等。”但如今，对环境和自身安全的无力感会促使他们迅速作出决定，刘莉直言，“他们觉得，在国外不管怎么样都会活得比现在好。”
她始终记得，一年前的冬天，一位天津的客户找到她，开门见山地坦白，自己想要躲霾，能否给他推荐一个国家。
“在此之前，这位客户甚至从来没有过移民的想法。”刘莉感叹。
在她十几年的工作经验里，移民行业一般春节过后直到10月份是旺季，春节之前则是淡季，“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移民是件‘大事’，不愿意赶在过年之前匆忙办理，都想‘过了年再说’”。
但在如今的北京，由于雾霾，大多移民中介的淡季已经变成了旺季。
此外，几年前，刘莉的客户还大都是企业家、公司法人等富裕阶层，而现在，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
就在一周前，她曾接待了两位50多岁的退休教师，把北京的房子和车子都卖了，“痛下血本”，就是为了“换一种活法”。
她还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有时候，客户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显示地为海南或云南。我还以为是外地客户，结果一问才知道，对方是北京人，只不过冬天跑到海南、云南去避霾。”
对此，汪丁丁撰文指出，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最先移民海外的将是那些具有高学历的人，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如果放任“脑流失”发展，北京最终将只剩下科技含量很低的产业。
而事实也似乎证明，北京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有媒体报道称，这个冬天，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一直在寻找新的主教练，他们希望意大利名帅斯帕莱蒂能够出任。
然而，斯帕莱蒂对于北京的空气质量非常在意，甚至发过一张北京重雾霾的照片无奈表达，他的妻子也对雾霾极其抗拒。
最终，斯帕莱蒂以无法说服妻子为由，拒绝了北京国安的邀请。
抓不住的筷子
但更多的人还在左右为难着：一边是环境的急剧恶化带来的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一边却有事业、家庭等无法割舍的牵绊。
在刘莉看来，她负责的欧洲投资移民大约需要30万欧元，“这笔钱其实算不上什么代价，真正的代价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新的思维模式，包括新的语言”。
早在2011年，一名华裔教师便因为告知孩子们“没有圣诞老人”，而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并为此向每位家长致电道歉。
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在这个“扛麻袋的白胡子老人”身上爆发了。
一片火热的移民潮背后，人们开始慢慢意识到，对移民国的不了解，以及冲动之下对未来生活的盲目规划，让这场带着逃离味道的移民，往往并不如预期的美丽。
“到底要不要回国？”这个问题已经萦绕在王平脑海两年之久。
2015年，王平博士毕业后，技术移民到澳大利亚。当时已经结婚生子的他，决定移民的最大动力就是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初来澳大利亚，王平也曾信心满满。
可最初的“蜜月期”过去后，他发现，艰难的“磨合期”已然来临。“研究了这么多年的专业知识，却不能学以致用，很失落。收入也远远比不上国内，活得累。”
王平说，两年来，他很多个晚上都躲在被子里掉眼泪，也想过放弃。“后来还是考虑到孩子，才咬牙挺下来。”
“一个民族基本的文化特性被称为文化基因，能担当基因重任的文化因素有三个：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云华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道，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就像中国人生来用筷子吃饭而美国人用刀叉一样。你既然来了美国，就只能放弃筷子，不然你无法生活。
但这对于只为躲霾而来的移民族来说，这往往需要更长的适应期。
刘云华对此解释道，大多数移民人士，往往出于对子女教育、个人发展与追求等因素选择移民，与这些移民不同的是，在雾霾笼罩的环境条件下，移民对这部分人群只是一种逃避的手段，并不是真的出于对移民国生活条件、文化氛围的向往，抱着融入的心态。
“我想我最后还是会回国的，等一等，等到雾霾散去的那一天。”王平低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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