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阿里巴巴向恶意投诉公开宣战，在业界激起千层浪。
为何恶意投诉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网规研究中心主任阿拉木斯看来，随着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电商平台的重要性日益显现，通过向电商平台投诉、举报来处理纠纷，已经成为常用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处理投诉，承载了太多的压力和期待。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电商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于平台上涉嫌侵权的相关内容，应当履行通知删除程序。但这一规则，目前也成为不少人借维权名义而滥用权利的手段，以实现其对商品销售渠道和价格的管控、扰乱竞争对手、敲诈勒索等目的。”阿拉木斯表示。
品牌方价格管控涉嫌垄断
根据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将正品认定为假货、提供虚假的知识产权证明、虚假陈述、恶意注册、将他人已有的商品申请为专利等情形，是恶意投诉的主要表现形式。
可以看到，在这些恶意投诉的类型中，打着知识产权旗号进行维权的恶意投诉尤为突出。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延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电商知识产权领域中恶意投诉的背后，一些品牌方试图借助投诉以达到清理销售渠道的目的，是重要原因之一。
“他们认为网店经营者销售自己的品牌产品，但却不像线下加盟商那样服从价格和渠道管控，所以就假借侵犯知识产权等理由发起投诉。”张延来说，根据法律规定，代理商在二次销售商品时，不需要再取得品牌方的同意；如果侵权并不存在，投诉是虚假的，则很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北京市律师协会竞争与反垄断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魏士廪则指出，品牌方假借维权名义开展线上商品的价格管控，涉嫌违反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14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类似的判例，近年来多有发生。2015年9月，东风日产因在广东实施价格垄断，被广东省发改委处以1.233亿元的罚款；2016年8月，海尔的3家下属公司，因与经销商签署限价协议，被上海市物价局处以1234.80万元的处罚。
阿拉木斯认为，品牌方打着知识产权维权的旗号进行线上商品销售的渠道、价格管控，超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有滥用知识产权的嫌疑。
不过他也表示，在诸如售假等情形中，由于品牌方的鉴定结果具有绝对的权威，因而从形式上来看，一旦由品牌方发起类似投诉，平台和商家很难推翻其给出的鉴定结论。
通知删除规则亟待完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电商平台处理投诉，时常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要考虑到不及时删除链接所存在的法律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一旦删除入驻商家的相关内容所可能造成的用户流失、商誉受损等难以挽回的后果。”阿拉木斯表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通知删除规则最早进入我国立法体系，是在著作权法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后来经过侵权责任法第36条推广适用到一般网络侵权行为。
“对于被投诉方的损失而言，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情况下，不见得会有特别明显和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但是这在电商平台上就有本质的不同，一旦链接被删除，有可能会对商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界定何为恶意投诉，以及如何对其造成损失进行救济方面，目前并没有很清楚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实践，这恰恰导致了恶意投诉行为的不受约束，日益严重。”刘晓春指出。
阿拉木斯也认为，在权利人保护问题上的矫枉过正，过分强调权利人的通知删除权利，而忽视了恶意投诉可能带来的影响，导致了目前电商平台和商家保守恶意投诉的困扰。
此次阿里巴巴在打击恶意投诉的问题上，采用了封杀令的方式，在全平台停止受理网卫公司代理发起的任何知产投诉，也公开呼吁品牌权利人与该公司终止合作，并考虑诉诸法律途径维护平台及商家权益；而不少商家也采用实名举报等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于这样的做法，阿拉木斯认为，是很好的探索和尝试；但在未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恶意投诉的问题，应当借助法律规则的不断细化和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不能仅仅依靠对于个案的处理。
刘晓春则认为，应当对恶意投诉进行深入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之上，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完整配套方案，包括合格通知（投诉）的界定和门槛设定、对于恶意投诉行为的法律认定、对于恶意投诉导致损失的救济性规定、相应的平台免责措施等，甚至在恶意投诉达到相当危害程度时追究投诉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通过多方面惩治，来抑制这种滥用通知删除机制的投机行为。
为何恶意投诉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网规研究中心主任阿拉木斯看来，随着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电商平台的重要性日益显现，通过向电商平台投诉、举报来处理纠纷，已经成为常用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处理投诉，承载了太多的压力和期待。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电商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于平台上涉嫌侵权的相关内容，应当履行通知删除程序。但这一规则，目前也成为不少人借维权名义而滥用权利的手段，以实现其对商品销售渠道和价格的管控、扰乱竞争对手、敲诈勒索等目的。”阿拉木斯表示。
品牌方价格管控涉嫌垄断
根据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将正品认定为假货、提供虚假的知识产权证明、虚假陈述、恶意注册、将他人已有的商品申请为专利等情形，是恶意投诉的主要表现形式。
可以看到，在这些恶意投诉的类型中，打着知识产权旗号进行维权的恶意投诉尤为突出。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延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电商知识产权领域中恶意投诉的背后，一些品牌方试图借助投诉以达到清理销售渠道的目的，是重要原因之一。
“他们认为网店经营者销售自己的品牌产品，但却不像线下加盟商那样服从价格和渠道管控，所以就假借侵犯知识产权等理由发起投诉。”张延来说，根据法律规定，代理商在二次销售商品时，不需要再取得品牌方的同意；如果侵权并不存在，投诉是虚假的，则很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北京市律师协会竞争与反垄断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魏士廪则指出，品牌方假借维权名义开展线上商品的价格管控，涉嫌违反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14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类似的判例，近年来多有发生。2015年9月，东风日产因在广东实施价格垄断，被广东省发改委处以1.233亿元的罚款；2016年8月，海尔的3家下属公司，因与经销商签署限价协议，被上海市物价局处以1234.80万元的处罚。
阿拉木斯认为，品牌方打着知识产权维权的旗号进行线上商品销售的渠道、价格管控，超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有滥用知识产权的嫌疑。
不过他也表示，在诸如售假等情形中，由于品牌方的鉴定结果具有绝对的权威，因而从形式上来看，一旦由品牌方发起类似投诉，平台和商家很难推翻其给出的鉴定结论。
通知删除规则亟待完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电商平台处理投诉，时常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要考虑到不及时删除链接所存在的法律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一旦删除入驻商家的相关内容所可能造成的用户流失、商誉受损等难以挽回的后果。”阿拉木斯表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通知删除规则最早进入我国立法体系，是在著作权法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后来经过侵权责任法第36条推广适用到一般网络侵权行为。
“对于被投诉方的损失而言，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情况下，不见得会有特别明显和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但是这在电商平台上就有本质的不同，一旦链接被删除，有可能会对商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界定何为恶意投诉，以及如何对其造成损失进行救济方面，目前并没有很清楚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实践，这恰恰导致了恶意投诉行为的不受约束，日益严重。”刘晓春指出。
阿拉木斯也认为，在权利人保护问题上的矫枉过正，过分强调权利人的通知删除权利，而忽视了恶意投诉可能带来的影响，导致了目前电商平台和商家保守恶意投诉的困扰。
此次阿里巴巴在打击恶意投诉的问题上，采用了封杀令的方式，在全平台停止受理网卫公司代理发起的任何知产投诉，也公开呼吁品牌权利人与该公司终止合作，并考虑诉诸法律途径维护平台及商家权益；而不少商家也采用实名举报等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于这样的做法，阿拉木斯认为，是很好的探索和尝试；但在未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恶意投诉的问题，应当借助法律规则的不断细化和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不能仅仅依靠对于个案的处理。
刘晓春则认为，应当对恶意投诉进行深入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之上，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完整配套方案，包括合格通知（投诉）的界定和门槛设定、对于恶意投诉行为的法律认定、对于恶意投诉导致损失的救济性规定、相应的平台免责措施等，甚至在恶意投诉达到相当危害程度时追究投诉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通过多方面惩治，来抑制这种滥用通知删除机制的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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