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欠薪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在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欠薪成为一个痛点。
山西省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王一新2月9日在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发表长达两万多字的长篇讲话，自爆“全省国资国企欠薪约54.6亿，拖欠社保118亿”，一时间引发舆论热点。
国企欠薪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老问题。有研究者归纳，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企欠薪有过四次相对集中的阶段。最新一轮国企欠薪问题从2012年开始酝酿，目前主动披露的只有山西一省，实际上许多省份都有欠薪的情况，部分集中在煤炭、钢铁等重化工业。不只是中西部，东部地区由于国资规模大、职工数量多，也有较多欠薪现象。
国企欠薪，看似不可思议（由于国企国计民生的定位以及重视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实则较广泛、较长期存在，其产生原因及解决办法，值得深思。
欠薪在市场经济中是常见现象，主因在于企业经营亏损（无论是不是国企）或资金链压力。近几年来整个经济形势下行，多个行业产能过剩，大量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利润已经下降甚至亏损。以煤炭产业为主导的山西国企，此番欠薪有不少是大环境不景气的因素。
但亏损之外，还有其他原因。王一新表示，除了企业确实困难发不出工资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企业以各种理由故意拖欠职工工资的。“我们有两万多亿的国有资产，并且，每年还维持着庞大的投资，为什么投资还有钱，工资、社保就可以欠着呢？根子上还是理念问题。”王一新说。他认为，关键是企业负责人应高度重视，着力解决。
国企欠薪问题根源何在？机制问题恐怕也是关键因素。处理劳资关系，不能仅靠领导“高度重视”。市场经济本身有欠薪的化解机制，可以让它正常发挥作用。
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故意欠薪”何以发生。国企领导宁愿欠薪也要扩张，为何会有如此矛盾的选择？理顺决定管理层行为取向的机制，应该是化解国企欠薪的第一道关。
此外，在欠薪发生之后、省长过问之前，国企基层职工理论上有许多救济渠道：工会、劳动仲裁、司法体系。需要反思的是这些救济渠道何以失效。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副省长亲自过问欠薪，在肯定的同时还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如果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如劳动监管制度、司法体系乃至市场淘汰机制——高效运转，本来不需要省长级别的重要官员再过问，欠薪或者在劳动仲裁环节解决了，或者在司法环节解决了，或者最终在市场淘汰机制中解决了（欠薪企业被淘汰或重组）。在一些欠薪的国企，工会这样的维权组织无法切实保障职工的权利。不难理解，劳动仲裁或者司法解决，普通职工也视为畏途，或者有劳动监管部门对巨型国企执法不作为的情况。堆积到最后，就成了需要政府高层领导出面才能解开的包袱。也就是说，省长级的高官过问，表明上述处理劳资关系的体系运作失灵。
王一新给出了很具体的解决办法：如压一点投资，或者转让部分股权和资产等。这些方法如果有效执行，自然有其效果，但如果辅以市场化手段，可能效果更加明显。相比市场化机制，上述方式有其局限性，一是其成本和代价高于市场自动处理，二是无法解决国企欠薪反复发作的问题。
山西省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王一新2月9日在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发表长达两万多字的长篇讲话，自爆“全省国资国企欠薪约54.6亿，拖欠社保118亿”，一时间引发舆论热点。
国企欠薪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老问题。有研究者归纳，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企欠薪有过四次相对集中的阶段。最新一轮国企欠薪问题从2012年开始酝酿，目前主动披露的只有山西一省，实际上许多省份都有欠薪的情况，部分集中在煤炭、钢铁等重化工业。不只是中西部，东部地区由于国资规模大、职工数量多，也有较多欠薪现象。
国企欠薪，看似不可思议（由于国企国计民生的定位以及重视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实则较广泛、较长期存在，其产生原因及解决办法，值得深思。
欠薪在市场经济中是常见现象，主因在于企业经营亏损（无论是不是国企）或资金链压力。近几年来整个经济形势下行，多个行业产能过剩，大量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利润已经下降甚至亏损。以煤炭产业为主导的山西国企，此番欠薪有不少是大环境不景气的因素。
但亏损之外，还有其他原因。王一新表示，除了企业确实困难发不出工资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企业以各种理由故意拖欠职工工资的。“我们有两万多亿的国有资产，并且，每年还维持着庞大的投资，为什么投资还有钱，工资、社保就可以欠着呢？根子上还是理念问题。”王一新说。他认为，关键是企业负责人应高度重视，着力解决。
国企欠薪问题根源何在？机制问题恐怕也是关键因素。处理劳资关系，不能仅靠领导“高度重视”。市场经济本身有欠薪的化解机制，可以让它正常发挥作用。
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故意欠薪”何以发生。国企领导宁愿欠薪也要扩张，为何会有如此矛盾的选择？理顺决定管理层行为取向的机制，应该是化解国企欠薪的第一道关。
此外，在欠薪发生之后、省长过问之前，国企基层职工理论上有许多救济渠道：工会、劳动仲裁、司法体系。需要反思的是这些救济渠道何以失效。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副省长亲自过问欠薪，在肯定的同时还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如果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如劳动监管制度、司法体系乃至市场淘汰机制——高效运转，本来不需要省长级别的重要官员再过问，欠薪或者在劳动仲裁环节解决了，或者在司法环节解决了，或者最终在市场淘汰机制中解决了（欠薪企业被淘汰或重组）。在一些欠薪的国企，工会这样的维权组织无法切实保障职工的权利。不难理解，劳动仲裁或者司法解决，普通职工也视为畏途，或者有劳动监管部门对巨型国企执法不作为的情况。堆积到最后，就成了需要政府高层领导出面才能解开的包袱。也就是说，省长级的高官过问，表明上述处理劳资关系的体系运作失灵。
王一新给出了很具体的解决办法：如压一点投资，或者转让部分股权和资产等。这些方法如果有效执行，自然有其效果，但如果辅以市场化手段，可能效果更加明显。相比市场化机制，上述方式有其局限性，一是其成本和代价高于市场自动处理，二是无法解决国企欠薪反复发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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