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蛋，重要的不是结果平等，而是机会平等。”
这句话似乎是二十世纪关于平等问题的最大共识，东西方都不同程度拥抱这一信念，整个二战之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几乎围绕这一信念为中心而展开，比如福利国家等机制。正是源于这一努力，二战之后的数十年贫富差距开始缩小，但是到了70年代之后，贫富差距又开始有扩大趋势，尤其是顶层1%人群的收入占比，不仅在金融危机前一路扩大，甚至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大量好处也归于他们。
对于中国而言，在都市财富梦想中，甘肃女子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的悲剧，不仅提示我们不平等卷土重来，更刺开了阶层固化的痛点。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遭遇阶层固化之际，如何寻求新的解决思路？
此情此痛，环球共此。“占领华尔街”运动风生水起，“皮凯迪旋风”席卷全球，甚至在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结果以及达沃斯等精英场所话题中，不平等已经成为全球重要关注，并从非主流人群流向主流人群。不平等如同一个溃烂的社会脓包，无法视而不见，难免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不平等及其传统观念，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所著《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可谓其中代表之作。
在不平等问题上，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认为经济学家多少显得有点“后知后觉”，但是经济学对于不平等原因的梳理也很完备，包括全球化、技术变革、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支付方式的变化、工会作用下降、再分配性的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的规模缩减等。以美国为例，在收入顶端的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79年到1992年上升了50%，到2012年比1979年翻了一倍——这意味着时光穿越，如今美国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与资本主义野蛮生长的一百年前相当。在1%之内，0.1%的人群占比更惊人，总人口千分之一的人群拥有总收入的二十五分之一。安东尼将美国分配曲线的上尾比作俄罗斯套娃，“无论我们如何对收入分配进行切割，剩下收入最高的人群里依然表现出同样高的不平等程度”。
当标榜美国梦的美国陷入贫富不均恶化的泥淖，我们不得不反问，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谁更重要？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尤其经历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弈之后，但是随着时代变化，我们对于很多概念的理解也在变化。阿特金森指出，人们一听到“不平等”首先想到就是“机会平等”，这一概念频频出现在各类政治演讲以及竞选口号中，也被大众与学界认为能够平等地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一般而言，经济学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种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比如环境，另一种这是个人可以控制的因素，比如努力。在过去的理解中，如果前一个因素对后一个因素不产生影响，就认为达到了机会平等。这类似打一个比方，将人生类比为一场比赛，只要大家一开始在赛道之上，游戏规则是公平的，那么发令枪响起之后的结果无关公平。
也正因此，安东尼·阿特金森认为机会平等这个概念相当诱人，但结果不平等并非无关紧要。机会不平等属于事前概念，而再分配活动关注的多半是事后结果，他认为结果不平等也很重要。首先，运气以及概率等因素会导致比赛失败者，因此他认为即使事前机会平等的确存在，也无法忽略那些结局惨淡的个体。其次，需要机制保证比赛的公正性，这需要关注奖金结构等事后因素，因此需要区分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和非竞争性的机会平等，比如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参加比赛的资格，而且事后奖金分配也应该尽可能公正。第三，他认为结果不平等直接影响了机会不平等，尤其体现为代际之间传播，即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了明天的事前赛场，“今天结果不平等的受益者可以将自己获得的益处转移到子女身上，使他们在明天拥有不公平的优势。”
安东尼·阿特金森提出的反驳，第一点和第二点更多是理念性质，也容易达成共识，关于第三点则是当下矛盾的焦点，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是否应该出手介入今天的结果不平等？这类情况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拼爹，即使别人的爹混得好基于比你的爹更努力，但是别人凭借爹过去的努力赢得今天的比赛是否公平？真实情况往往更为复杂，东西方同时出现代际不平等新现象，一个案例就是，比起以往婴儿潮一代的白手起家，今天出生于80年代与90年代的西方千禧一代(1984~1995年出生)，其中出现了更多富二代富三代，其父辈的影响相当明显。
当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在代际之间传播，其实也引发了社会阶层固化的担忧。即使最终目标是机会平等，但是为了机会平等，我们也必须对于结果不平等给予关注，因为今天的结果不平等可能危及明天的机会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平等的绝望也会引发各类社会危机，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不平等恶化容易导致犯罪率上升、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而更严重的是最终会动摇大家对于社会的基本信念，自我奋斗之类梦想如果不再被信任，那么很可能引发新一波爆发以及革命，这也是当下精英对于不平等的呼声给予重视的原因，自然也是当下盖茨比曲线之类名词流行的原因。
这句话似乎是二十世纪关于平等问题的最大共识，东西方都不同程度拥抱这一信念，整个二战之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几乎围绕这一信念为中心而展开，比如福利国家等机制。正是源于这一努力，二战之后的数十年贫富差距开始缩小，但是到了70年代之后，贫富差距又开始有扩大趋势，尤其是顶层1%人群的收入占比，不仅在金融危机前一路扩大，甚至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大量好处也归于他们。
对于中国而言，在都市财富梦想中，甘肃女子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的悲剧，不仅提示我们不平等卷土重来，更刺开了阶层固化的痛点。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遭遇阶层固化之际，如何寻求新的解决思路？
此情此痛，环球共此。“占领华尔街”运动风生水起，“皮凯迪旋风”席卷全球，甚至在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结果以及达沃斯等精英场所话题中，不平等已经成为全球重要关注，并从非主流人群流向主流人群。不平等如同一个溃烂的社会脓包，无法视而不见，难免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不平等及其传统观念，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所著《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可谓其中代表之作。
在不平等问题上，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认为经济学家多少显得有点“后知后觉”，但是经济学对于不平等原因的梳理也很完备，包括全球化、技术变革、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支付方式的变化、工会作用下降、再分配性的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的规模缩减等。以美国为例，在收入顶端的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79年到1992年上升了50%，到2012年比1979年翻了一倍——这意味着时光穿越，如今美国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与资本主义野蛮生长的一百年前相当。在1%之内，0.1%的人群占比更惊人，总人口千分之一的人群拥有总收入的二十五分之一。安东尼将美国分配曲线的上尾比作俄罗斯套娃，“无论我们如何对收入分配进行切割，剩下收入最高的人群里依然表现出同样高的不平等程度”。
当标榜美国梦的美国陷入贫富不均恶化的泥淖，我们不得不反问，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谁更重要？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尤其经历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弈之后，但是随着时代变化，我们对于很多概念的理解也在变化。阿特金森指出，人们一听到“不平等”首先想到就是“机会平等”，这一概念频频出现在各类政治演讲以及竞选口号中，也被大众与学界认为能够平等地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一般而言，经济学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种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比如环境，另一种这是个人可以控制的因素，比如努力。在过去的理解中，如果前一个因素对后一个因素不产生影响，就认为达到了机会平等。这类似打一个比方，将人生类比为一场比赛，只要大家一开始在赛道之上，游戏规则是公平的，那么发令枪响起之后的结果无关公平。
也正因此，安东尼·阿特金森认为机会平等这个概念相当诱人，但结果不平等并非无关紧要。机会不平等属于事前概念，而再分配活动关注的多半是事后结果，他认为结果不平等也很重要。首先，运气以及概率等因素会导致比赛失败者，因此他认为即使事前机会平等的确存在，也无法忽略那些结局惨淡的个体。其次，需要机制保证比赛的公正性，这需要关注奖金结构等事后因素，因此需要区分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和非竞争性的机会平等，比如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参加比赛的资格，而且事后奖金分配也应该尽可能公正。第三，他认为结果不平等直接影响了机会不平等，尤其体现为代际之间传播，即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了明天的事前赛场，“今天结果不平等的受益者可以将自己获得的益处转移到子女身上，使他们在明天拥有不公平的优势。”
安东尼·阿特金森提出的反驳，第一点和第二点更多是理念性质，也容易达成共识，关于第三点则是当下矛盾的焦点，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是否应该出手介入今天的结果不平等？这类情况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拼爹，即使别人的爹混得好基于比你的爹更努力，但是别人凭借爹过去的努力赢得今天的比赛是否公平？真实情况往往更为复杂，东西方同时出现代际不平等新现象，一个案例就是，比起以往婴儿潮一代的白手起家，今天出生于80年代与90年代的西方千禧一代(1984~1995年出生)，其中出现了更多富二代富三代，其父辈的影响相当明显。
当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在代际之间传播，其实也引发了社会阶层固化的担忧。即使最终目标是机会平等，但是为了机会平等，我们也必须对于结果不平等给予关注，因为今天的结果不平等可能危及明天的机会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平等的绝望也会引发各类社会危机，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不平等恶化容易导致犯罪率上升、健康状况不佳等问题，而更严重的是最终会动摇大家对于社会的基本信念，自我奋斗之类梦想如果不再被信任，那么很可能引发新一波爆发以及革命，这也是当下精英对于不平等的呼声给予重视的原因，自然也是当下盖茨比曲线之类名词流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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