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堪称小联合国的组织 中国是否能当好带头大哥

　　9月，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将在杭州召开。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一些经济体陷入衰退、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持的这场领导人峰会将聚焦哪些议题、采取何种举措？在这个经济领域的“小联合国”里，作为世界经济领航者的中国扮演着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十分惹人关注。
　　
　　何为G20?
　　
　　全球权力的分配主要是按实力说话，哪些国家拥有经济治理的权力，主要看国家的经济实力。从美国独霸到西方国家主导，再到“非西方”崛起，权力不断从中心向边缘扩散，从全球的高度垄断到地区的均衡化分布发展。
　　
　　与之相对应，世界经济的治理制度也由美国一国主导到西方国家集体领导，即G7/8，再演化到全球性大国和新兴崛起的地区性大国共同分享的G20体制。
　　
　　1944年，美国依靠其超级大国地位，建立了一整套自身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经济优势相对下降，欧洲和日本则强劲复苏，迫使华盛顿分享经济治理权。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工业化七国GDP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这使得G7（后来纳入俄罗斯成为G8）在此期间基本没有遭遇太大挑战。
　　
　　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下去。中国率先进入全球GDP前十，此后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也一度挤入。在这种情况下，G7已经很难称得上真正的“全球经济中心”。在阻遏金融危机、维护市场开放、促进贸易谈判等经济议题上，在打击应对资源、能源危机、控制碳排放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富国俱乐部”关门磋商越来越不灵验，亟待这些“新贵”的参与。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深陷危机的G7/8不得不倚重富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并向之求救。在这种情势下，11个新兴工业国家（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领导人收到小布什总统的邀请，与原来的8个老牌工业化国家平起平坐（另一成员是欧盟）。
　　
　　原本只是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的G7/8华丽转型，成功升级为“危机管理委员会”的G20，发挥着“救火队”的角色。在2009年的第三次峰会上，G20“自我加冕”，正式取代G7/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标志着世界经济治理架构出现重大转型。
　　
　　G20如何运作？
　　
　　由于专注于经济领域，G20甚至被称为经济上的“小联合国”。两者不同的是，联合国设置有庞大的下属机构和专业性的秘书处，并依照固定的法律程序运作；而G20只是非正式的论坛，由成员国通过协商而非投票达成共识，遵循的是一致而非多数，形成会议成果交付各国自己执行，不具有强制性；G20没有自己的秘书处，它通过除欧盟外的十九国轮值主持的方式操办，现任、前任及下任主席国共同构成“三驾马车”，以保证议题上的连续性和执行上的有效性。
　　
　　目前，G20机制已经形成多层架构。每年的领导人峰会最有看头，19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加上欧盟委员会主席，构成了全球最有权势的豪华阵容。他们在短短两到三天的时间里，会广泛讨论诸如经济增长、贸易壁垒、金融风险等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各类问题。
　　
　　近些年来，由于G20的广泛代表性，也在峰会上加入热点话题，其关注程度有时甚至会盖过经济议题。比如在去年的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上，难民和恐怖主义问题广受关注；在2014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上，乌克兰危机则成了焦点。
　　
　　由于峰会时间短、议题广泛，因此，在峰会召开前夕，会议的主要议题已经在大体上取得成果。其中，协调人会议相当于临时秘书处，负责统筹安排；各种（副）部长级会议及专门设立的工作组集中讨论有关金融、贸易、能源、发展、援助等各个分议题；“重头戏”央行财长会议则就金融财政议题展开密集磋商。通过数轮谈判和磋商，最终达成文件草案，等待峰会领导人签署宣布。此外，一些部长级会议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也在峰会上由领导人拍板决定。
　　
　　G20成员国人口占全球的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尽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同时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平衡，但是G20之外的国家对此仍大为不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G20成立了带有附属性质的工商峰会、劳工峰会、社会峰会、青年峰会及智库峰会，以增强G20的广泛性与合法性。
　　
　　当然，G7/8并未停止运行。由于拥有大致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8个国家“抱成一团”能够使西方发达经济体在G20内部争得更大的经济控制权。2010年6月，加拿大首次同时主办G8和G20峰会，尽管两场峰会安排在不同地点，但相隔时间非常近。此后这一模式延续下来，G8峰会之后就是G20。这种安排使得G8能够更有效地将其观念和决策传递给G20并掌控后者的进程和方向。
　　
　　为了抗衡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力、更好协调发展中国家在G20里的立场和政策，一些由“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外围机制也纷纷涌现，比如IBSA（印度、巴西、南非）、BRICS（金砖国家）、BASIC（巴西、南非、印度、中国）、中俄印三边会议等。在这些机制里，BRICS发展速度最快（2009年才举行首次峰会）、也最为成熟，已经在G20框架内建立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晤机制。
　　
　　中国和G20
　　
　　自G20 升格为峰会以来，中国一直是其坚定支持者。在中国看来，这是第一个新兴经济体能够以平等身份参与并发挥实质影响的世界性经济机制。
　　
　　中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获得了政治和安全事务上的发言权，G20则使中国获得了经济事务上的大国地位。作为一个不断成长的全球经济大国，中国希望通过G20参与全球主要经济事务，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并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使之更加公正合理、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由于中国等国家的强烈呼声，G20成功地推进了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
　　
　　*被称作“金融富国俱乐部”的金融稳定论坛(FSF)率先改革。2009年3月，FSF吸收了G20中所有未加入论坛的11国为其成员；
　　
　　*2010年10月，在韩国庆州召开的G20部长级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
　　
　　*世界银行（WB）则先前一步，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至47.19%。其中，中国在IMF和WB中的投票权分别升至6.39%和4.42%，成为两家机构的第三大股东国，人民币将于10月1日加入IMF的SDR(特别提款权)。印度和巴西也将继中国和俄罗斯之后，跻身十大股东之列。
　　
　　*此外，G20还就取消关于WB和IMF总干事分别来自美国和欧洲这一惯例、改革执董会的构成达成意向性共识。
　　
　　不过，这些进展仍未在实质上改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事务当中的从属地位。这主要源于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所构建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韧性和西方国家的坚守。例如，贸易规则仍然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G7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仍然高达43%，美元也仍然作为主导性的储备货币和主要交易货币存在，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除了在G20内部推动改革，中国还推进了一系列自身主导的经济机制。
　　
　　如领导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民币互换，完善各类双边经济对话机制和中拉、中非、中阿等双多边对话平台等，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迄今，G20峰会已举行10场，前4场峰会由美、英、加拿大三个G7/8国家操办，第5场才转手韩国。在G20还未升级为峰会前，中国只主办过2005年的部长级会议。
　　
　　如今，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航者。数据显示，2008-2013年，中国贡献了全球总GDP增长量的37.6%。此后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但2014年仍为27.8%，2015年则超过25%。因而，杭州峰会无论从哪个意义上，都将成为检验中国影响力和推进世界经济进程的重要路标。
　　
　　除了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金融、投资、贸易、增长等老话题，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反腐、气候也成为杭州峰会焦点。目前，G20专门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组，并已举行多次磋商。联合国去年刚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杭州峰会将其纳入议程，为其制定行动计划，并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值得关注的是，在中方倡议和推动下，G20首次发表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席声明，各方承诺尽早签署《巴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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