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不仅在数量上全面崛起,从财务指标来看,仅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就占到前500强中盈利企业的44.3%(盈利企业是将500强企业除掉净利润为负的企业),净资产规模占到整体500强的35.8%,净资产回报率水平(ROE)均超过10%,整体位居中上游。在资产规模如此庞大的背景之下,仍然保持较高的净资产回报率,这也表明不论是从规模和从效益来看,金融业均是500强企业里的佼佼者。在2015年整体经济形势下行之际,金融业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榜单的另一面是实体经济愈发艰难。500强的上榜企业中,属于第二产业的企业从2014年的328家下降到2015年的287家。在亏损企业中,第二产业的亏损企业数量从2014年的27家增长到2015年的42家,其中产能过剩领域里的金属、建材和煤炭等仍然是重灾区。去库存、去产能仍然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也与我们长江商学院的BCI指数反映出的现状基本一致,从消费品前瞻指数和中间品前瞻指数来看,自从2013年以来,这两个指数始终处于荣枯线以下。
金融等服务业需为实体经济服务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冰火两重天的现状是中国经济近年来表现出的一种新趋势。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第二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从最高点2006年的47.4%下滑到2014年的42.7%。与此伴随的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2005年,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为41.4%,到2014年,该比重已经达到48.1%。在第三产业的构成中,金融业更是一马当先。2005年到2014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2.6%,远超同期GDP增长水平。那么,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大繁荣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大放缓,这种中国经济的新走向是忧是福呢?
一方面,金融业的大繁荣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积极变化的因素,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对金融业的大量需求。大力推进金融业的发展本就是实现从中等向高等收入跨越的应有之义。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金融业的发展同实体经济脱钩,那么资金空转引发的经济泡沫化则对一国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是前车之鉴。201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第一次为负,也进一步加重了我们对于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发展脱节的担忧。这种脱节在2015年年末到2016年年初又进一步表现为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直线攀升,上海、北京等地的地王频频出现。经济泡沫化的趋势也愈发明显。
笔者在2009年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的教授罗杰·戈登(Roger Gordon)的研究表明,金融深化是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自然结果。如果倒果为因,则必将导致经济体系的泡沫化和巨大的资源错配。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的迅速增长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正如巴菲特所言:“只有当潮水退去,才能知道谁在裸泳。”在中国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回到初衷,注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改革金融体系,通过更充分的市场竞争,降低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从而助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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