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力：“十三五”应完全放弃“机会主义”

　　决定未来政经走向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结束，彰显未来五年战略思路和举措的“十三五”规划也已摆上台面，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局面的大幕按部就班徐徐揭开。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当下宏观经济继续寻底，经济调整对产业、企业的影响和冲击还在进一步发酵，资本市场巨幅震荡带来的脆弱心态尚未恢复，“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TPP将使中国退回加入WTO之前”等担忧不绝于耳。尤其是对以“别让李嘉诚跑了”为代表的带有“大字报”色彩的所谓官方智库观点及其争论，很难不让人感受到猜测、焦虑和失望，乃至恐慌。这固然有人类天然的对“坏消息”的过度反应和认知偏差，以及媒体和网络社交工具的推波助澜因素，但其带来的信号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千万不容小觑。

　　机会主义行为愈演愈烈。上一任总理温家宝曾说过：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反观当下，此语确实将解决这些情绪产生的问题根源的迫切性表达得恰如其分。有鉴于此，在 “十三五”规划的审议、发布、实施中，理应充分反思多年来频频引发地方政府短期行为，导致与政策初衷南辕北辙，出现影响人们预期的“机会主义”因素，将推崇理性、遵从规则、稳定预期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唯有如此，才能挽救人心、回归初心、重拾信心。

　　拜历史课本中屡次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所赐，国人对“机会主义”并不陌生。它不单在风雨如晦的内战时期成为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祸根，更是和平建设时期众多无妄之灾的总源头。前三十年，无论是号称“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还是雄心勃勃“建设十个大油田”的洋跃进，本质上都是不切实际、狂热冒进的机会主义行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在汲取了国家战略层面灾难性错误的沉痛教训后，虽然这种总路线上的“机会主义”已经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但急躁激进、大干快上的“机会主义”现象仍普遍存在，许多官员甚至为追求政绩置民生、安全、环保等重大社会责任与国家利益而不顾。从全局来看，当前国民经济中空前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前所未有的“债务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近年来为追求政绩而普遍采取的短期行为的恶果。在大力倡导“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时期，这些畸形的机会主义行为愈演愈烈、全面开花。

　　从个体看，近年落马的许多官员，比如蒋洁敏、仇和，本来是在国有企业系统、地方政府中业绩耀眼、政绩突出的明星式领导，但通过党内调查、法律审判、媒体曝光，却发现都是典型的投机者 。蒋洁敏在主政中石油期间，曾在2007年5月以发现10亿吨大油田——冀东南堡油田而轰动中国，但最终只是一场为其政治前途加分的“放卫星”表演。中石油在大连四年连续发生8起爆炸、火灾及原油泄漏事故，与不计风险严重违反环评并超常规密集布局，在大连连续投资炼油项目有关，其背后的原因竟然是为配合薄熙来当时在大连的政绩。而这些都会被堂而皇之地编制进相应的规划中，并煞有介事地浪费国家资源，恬不知耻造势宣传。

　　在仍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审议、实施中，需要密切关注和警惕导致这种冒进的“机会主义”的体制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于多方参与，追责上更加复杂但影响更为长期、重大的国家规划，更应该完善追责机制，增强对此类机会主义行为的惩戒力度。

　　同时，为防止追求GDP等单一指标造成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在激励机制上也可以相应配套调整。根据各地历年规划执行情况和具体实际，甚至可以适当调低乃至取消一些激励性指标。这何尝不是更高层次的“简政放权”？比如，从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番”要求来看，“十三五”期间年均GDP增速应达到6.5%以上，那么规划满足此增长率即可。这本身也是“新常态”应有之意。

　　破规容易修复难

　　与追求政绩的“机会主义”相比，另一种更加直接的“机会主义”对人们信心的打击更大——也即出于自身利益而对规则的不尊重，甚至随意改变规则。前一种“机会主义”无论如何是在规则范围内进行，而后一种“机会主义”则动摇了规则本身，最终导致对社会公正的侵蚀，这损害的是一种更稀缺的社会资源。

　　2009年开始并贯穿了整个“十二五”的山西煤炭整合便是一则典型案例。这个被当地坊间称之为“经济界的文革”的“国进民退”行动，结果是煤炭企业奄奄一息，行业乱象纵横交织，巨额利益链输送导致官场塌方式腐败，“机会主义”带来的恶果至今还在蔓延。

　　在中国声誉日隆的政治学家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早就强调，“机会主义”所侵蚀的可靠社会关系本是稳定政府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2015年股灾之后，官方在“救市”中采取了各种饱受争议的非市场手段，但最为人诟病的是多次修改股指期货交易规则，这对市场信心打击的负面作用难以估量，而且期间也毫无例外地发生了重大的腐败、渎职和违法行为。

　　制定规则的人带头破坏规则——当然，少不了各种冠冕堂皇、义正言辞的理由，最终造成人人以追求特权、特惠为荣的心理机制，长此以往就侵蚀了公正的基石。甚至，中国当前无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陷入被动，也与以这种心理机制参与国际规则不无关系。

　　“十三五”规划是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按照习近平的阐释，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规划，是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规划，这可以说对反对“机会主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理念上达成共识，需要日益完善的法律和严格的评估、监测，更重要的是用“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来统合规划涉及的各种道德和利益，甚至不妨使政府成为不遵守规则的最大利益受损者，倒逼“机会主义”的降低，从而形成贯彻落实规划的长效机制。

　　政府规划本身着力于市场失灵或者某些方面存在缺陷的领域，这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布坎南、赫维克兹、奥斯特罗姆等大师们，以及新晋诺奖得主迪顿的研究成果，许多卓越思想、理论和先进的技术都可以为我所用。

　　事实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国家发改委已尝试规划编制的“多规合一”改革，也就是将经济社会发展、城镇体系布局、空间管制等内容融为一体，这既能够降低规划资源和成本，也更好地协调了各方面的诉求和利益，客观上降低了“机会主义”的风险。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计划变为规划，由重增长变为重发展，由重经济效益到生态效益，由倾斜式重点发展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规划的理念一直在不断更新、进步，期待“十三五”规划也能成为推动国家战略水平整体创新进步的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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