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半年内两次表态：一个超级金监会方案是不现实的

　　李剑阁是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权威性人物，近期他关于金融改革观点的描述，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未来可能的政策走向。

　　对比一下李剑阁的观点：

　　2015年12月：“超级央行+金融稳定委员会”下一轮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应该建立以央行为核心的审慎监管的架构，构建货币政策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审慎监管相统一的新型监管系统。

　　李剑阁在文章中认为，首先要明确央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拥有监管职能；其次在央行已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

　　这个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以及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处置；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原则，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文章进一步解释，强化央行的职能，因为其既富有制定货币政策之责，又有维持金融稳定之责，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改革出现两个重大动向：其一，各主要经济体组建了由央行牵头负责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来统一协调各监管机构活动；其二，一部分的监管职能回归到央行，美联储就是一例。

　　2016年7月：建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不现实的

　　据我所知，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做了大量调研，开了很多内部座谈会。由此来看，中央非常重视这个事情，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革。目前我不知道做出了什么样的结论性意见。

　　有的人说，因为目前的监管机构比较分散，各自为政，缺少一个协调机制，因此出现导致监管疏漏的出现。其中一种呼声是，建立一个超级的监管机构来协调银行、证券、保险甚至于货币政策，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我个人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在金融市场或者说金融行业，一些重大决策几乎都是由上层出面协调生成，所以说这种协调机制原来就有。

　　李剑阁历任证监会副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申银万国董事长等职位，不仅拥有丰富的金融行业监管、研究经验，还在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有过长期的管理经验。他在专访中反思了去年的股市起伏，同时对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加强资本市场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的工作，表示肯定。

　　李剑阁还对目前正在推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仅仅是成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无非是把责任搞得更加模糊，而封堵当下监管疏漏的关键，在于明确监管权责，继续简政放权。

　　1 股市首要任务是恢复融资功能

　　我在监管部门工作过，在政府搞过政策研究，后来又做过投行。我觉得股市有涨有跌是一个常识问题。我从不对股市做任何预测，也不喜欢对股市行情发表公开意见。但牛市不应与国家连在一起，“国家牛市”是一个很危险的概念。

　　2015年中国股市跌宕起伏，尤其是那一波牛市，其中一些部门、一些媒体，存在人为助长牛市的嫌疑。股灾出现以后，有关部门的一些救市措施同样值得反思。继往开来，我希望我们不要再犯过去的低级错误。

　　股市的首要功能还是融资。所以，不要简单地再把资本市场当作发展经济的工具。回头来看，特别是在救市的那些天，有关部门每天晚上都出政策，随机性地改变了市场规则。

　　今年5月9日权威人士在媒体上说过，不仅大政方针不能动摇，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摇来摆去，而且要善于进行政策沟通，加强前瞻性引导，提高透明度，减少误读空间，避免一惊一乍，不搞“半夜鸡叫”。

　　我认为，权威人士的这种说法，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去年股市的反思。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上任以来，一直在推行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纠正过去的一些偏差，特别在加强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打击资本市场的犯罪行为和违规违法违纪行为，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做得很好。

　　另外，权威人士针对资本市场有句讲话值得注意，就是要恢复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我们的资本市场，如果一味地为了维护股价，放慢新股发行节奏，那股市就变得只有交易功能，没有融资功能。

　　我相信，证监会的领导班子，在对资本市场完成一系列整治之后，第一任务就是要恢复股市的融资功能。这样的话，资本市场才能真正和实体经济衔接起来。否则都是资金进进出出的，和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

　　2 成立超级金融监管机构需审慎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说，就是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这个改革已经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提出一个报告，报告在去年上半年已经完成，并且提交给了领导机关。

　　改革真正得到领导高度重视，并且作为任务提出来，我认为是因为在去年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些讲话，讲话当中的内容，给我们提出了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课题。

　　据我所知，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做了大量调研，开了很多内部座谈会。由此来看，中央非常重视这个事情，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革。目前我不知道做出了什么样的结论性意见。

　　有的人说，因为目前的监管机构比较分散，各自为政，缺少一个协调机制，因此出现导致监管疏漏的出现。其中一种呼声是，建立一个超级的监管机构来协调银行、证券、保险甚至于货币政策，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我个人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在金融市场或者说金融行业，一些重大决策几乎都是由上层出面协调生成，所以说这种协调机制原来就有。

　　为什么协调机制没有生效？我个人认为，还是因为监管部门权责不清。

　　权责不清不仅体现在金融市场，其实体现在各行各业。过去几十年我们走过的发展历史证明，有些部门看到审批权力都会去争，因为审批权力可能产生寻租空间。一旦出现问题，各个部门互相推诿，尤其是在问责的时候，推诿更为明显。

　　我认为，如果不解决权责机制，仅是成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无非是把责任搞得更加模糊。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想做的事，有可能根本就不向上层报告。向上报告的事情，一般可能是他们不想做或者做起来责任太大的。实际操作当中，就是大家都对权力很感兴趣，却有意地回避责任，而且他们的经验非常老道。这样一来，上当的往往是上层，这导致上层的信息可能是不对称的，做出的决定也可能是不对的。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是继续推行大幅度简政放权，把该市场管的事情交给市场，把事前审批改成事后监管，这样就会避免寻租空间的出现。再一个是谁做的决定问谁的责，对于监管机构也应该事后问责，而不要过多的事前指导。过多事前的指导，责任还会推给上层。

　　我还是回到刚才的看法，如果是简单地成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并不能解决现在监管机构疏漏缺失的一些问题。

　　3 英国脱欧公投的“三个不变”

　　关于英国公投脱欧问题，我之前有个讲话，专门批评过民粹主义泛滥。

　　英国的公投结果是一种情绪反应。于是有人认为，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甚至有助于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最终获胜。我的看法没那么悲观，人类虽然有时候群体无意识、群体不理性，但总是会通过之后现实利益的得失，总结并反思自己的行为。

　　对此，我的基本判断是，尽管历史会出现曲折，但有三个不变。

　　第一个，全球化的大趋势虽然会有曲折，但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不会变。英国大卫·李嘉图当年的比较优势理论显示，国际分工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所有人的福祉。这是一个被过往历史反复证明过的正确理论。

　　第二个，我觉得市场化改革取向，在全球范围内仍会风起云涌，不会改变。

　　第三个，美国、英国、欧洲的政治盟友关系不会变。有的人认为脱欧甚至可能导致西方阵营发生分裂，会给中国带来很多机会。我认为脱欧公投的结果既不是世界末日，也未必是天赐良机，其实对于英国来说利弊也是两面的。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美、英、欧的政治盟友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不要以为他们之间出现一些分析和裂痕，好像就有机可乘了。

　　相关阅读：陈志武：一行三会不要简单合成一个大部委

　　6月28日，2016腾讯思享会夏季论坛，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中国的进和发展离不开技术、组织和文化等方面的创新，而资本市场对未来做定价、做变现的能力能够极大地激发创业创新的活力。以下为陈志武教授演讲《金融战略与国家的兴衰》内容整理：

　　中国对于把自己的国家做大做强非常关注，所以，从经济史的研究来看，你要把一个国家长久地做强，那就离不开创新。技术方面的创新非常重要，同时组织方面的创新、文化方面的创新也都非常非常地重要。

　　一谈到创新，我们在今天，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太容易逃避的一个结论，就是美国很显然是世界创新大本营，引领世界很多方面的创新，特别是高科技创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直关心的话题是，为什么美国的创新能力那么强？是不是每一个美国人从一出生，他们DNA的组成就不一样？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人都是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移民，来自欧洲的移民，来自中国的移民，来自印度的移民，所以，从基因上来说肯定没什么差别。到底是什么使得美国的创新能力、创新文化那么强？我这么多年的研究告诉我，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是最最关键的。

　　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是好东西。

　　道理蛮简单，比如在中国，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腾讯这样的公司。腾讯这个公司创办于1998年，到今天也不过18年，尽管才创办18年，但它的创始人马化腾的个人财富有一千多亿，将近两千亿，这将近两千亿的钱，相当多的是来自对未来无限多年创造收益能力的贴现、求和得到的一个估值。换句话说，马化腾一千多亿两千亿的个人财富与其说是今天已经实现的收入，还不如说是对未来收入的一个贴现，一个定价，一个提前可以变现的安排。

　　我之所以讲到这个，类似于马化腾、腾讯这样的故事在美国过去200年左右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上已经出现了非常多个。一百多年以前，美国出现了爱迪生，今天我们熟悉的GE公司，是由爱迪生1886年创办的。爱迪生之后又有20世纪的盖茨，还有现在的Google……就是因为资本市场跟美国很早提供了对未来做定价、做变现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样一来就让美国很多的年轻人、让中国今天的年轻人看到，只要你创业理念很好，创造出来的产品——不管是QQ空间还是微信——可以改变这么多人的生活，给社会带来方方面面的收益，人们就愿意对你腾讯的未来做非常高的定价，这样一来马化腾不用等上一百年两百年，今天就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他创办的公司能够带来多高的价值，以这种方式直接激发更多的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大家都可以学着像马化腾这样去创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是一个好东西，尤其是从中国来讲，大家想一想，今天哪个行业创业创新的活力是最强的？肯定是能够到资本市场上市的这些行业，创新创业的活力是最强的。美国式的创新文化并不是因为他们的DNA跟别人不同，而是因为激励架构，资本市场提供的方方面面的定价和变现的途径跟传统社会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变化造成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不管是盖茨，还是Google，很多的创始人，他们都是美国普通老百姓家庭出身。

　　所以，正因为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现代资本市场跟传统的银行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对屌丝、对穷二代带来的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是原来传统的银行所没办法比的。道理很简单，我们都知道你要到银行借到钱，要向银行融资的话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抵押品，在手头要有很多的资产，这就说明为什么银行对于富二代、对已经成功的企业是非常有利的，但对还没有什么资产、没有什么财富的屌丝、穷二代非常不利。不过相比之下，PE/VC这些现代资本市场的企业、融资手段，他们看重的是未来收益，看淡你手中的那些资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PE/VC学得越来越好了以后终于让很多的屌丝、很多的穷二代受益。只要有很好的创新创业的能力，也可以成为下一个马化腾。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对国家的富强、对创新文化的推动，对创新创业的激情的激发是非常非常根本性的。所以，是好东西。

　　第二个我想要讲的，既然资本市场是好东西，政府在中间应该起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跟张维迎教授都很喜欢谈的一个话题。我首先要强调，政府千万不要把资本市场当成政策工具，中国从1990年推出股票市场到现在，每次一想到要发展资本市场，要么就是为了帮助国有企业，要么就是为了推动政府的创新创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要发展好资本市场，要发展好金融市场，政府应该做的就是不要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买方和卖方，为任何一方站台。

　　1990年的时候政府显然是帮助发行股票的国有企业站台站边。去年6月份股灾之前政府也是帮助资本市场的卖方（股权的发行方）站台站边，结果使得这些资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被抬得太高，把泡沫吹得太大。每次政府在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一方，尤其为卖方站台，就必然意味着要牺牲掉买方的利益，因为你把这些本来不值钱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股票炒得那么高，让那些股民付了很高的价格，你说这对股民、对买方是有利的吗？肯定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一些基本的观念，尤其是很多专家不要动不动一看到股市是好东西、资本市场是好东西后，就要去说服政府，因为为了经济发展，为了这个宏观经济政策，为了那个政策，要一边倒地扶植这些发行证券的企业，为他们站台，然后以这个方式制造一个短暂的泡沫、短暂的欣欣向荣的局面。这样做的话，最后看到的结果就像互联网金融行业一样，把金融市场、把资本市场长久的发展前景断送掉了。尤其是一说到互联网金融，大家都知道去年之前，整个社会、各级政府没有哪一个敢对互联网金融唱反调或者说看衰的，因为大家知道那是政府一边倒地推动互联网金融的时候。

　　我想强调一下最近一两年一个不好的趋势应该停掉，很多地方政府看到PE/VC行业产业基金对经济的发展、对创新创业的好处以后，各个不同的地方政府都在推出他们自己的PE/VC基金、产业基金。千万不要这样做，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说我们要推出自己的产业基金、PE/VC基金，而且不强调投资回报。为了推动一些产业的发展，我们不求投资回报，但是我们去做自己的PE基金、VC基金。大家都知道PE基金、VC基金，还有其他创业投资的基金行业之所以在美国、对美国的创新创业起了那么关键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只追求投资回报。

　　如果有地方政府通过自己办各种基金进入PE/VC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以后，把本来应该是最市场化的、最追求市场喜欢的投资回报的这样一个行业也给它搞乱了，让那个行业走向越来越非市场化，越来越不看重投资回报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过不了多久，这个行业整个会给搞乱了，把本来那么市场化的一个好东西也最终变成是四不像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介入PE/VC以后，对真正市场化的PE/VC基金的“挤出效应”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是非常大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最近大家讨论得也比较多的，关于金融改革到底改什么，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好几年，到最后集中到把“一行三会”合并为一个大部委，我是希望呼吁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好不容易有“一行三会”，过去这些年监管竞争才为私募基金行业，为中国的企业，为理财产品市场、信托市场提供了一些发展的空间，如果以后真的是把“一行三会”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监管机构的话，那最后的监管竞争就不再有了。如果真的那样的话，万一单一的大部委不作为，中国金融市场怎么办？中国经济怎么办？中国社会怎么办？那就可能没有哪个路可以走通了。至少现在有“一行三会”，如果四个机构中有三个不作为，只要有一个愿意有作为还可以有一点发展空间，如果把它们合并为一个机构的话，那整个彻底完蛋了。

　　所以，我希望参与改革讨论的不同的专家学者和决策层应该千万记住：监管竞争也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

　　总结一下我这里强调的三点是：第一政府不应该站边，不能把资本市场的发展当成政策工具；第二，地方政府不应该自己去做PE/VC，政府只要在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基本的资本市场方面做得很好，那就够了；第三，“一行三会”一定不要合并为一个大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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