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制造业严重萎缩。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为摆脱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率高企并存的“滞胀”困境,欧洲各国纷纷借助贸易自由化,大规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加工制造业迅速萎缩,经济增长的国内投资动力和基础丧失,出口能力枯竭,外贸赤字剧增,产业升级换代很难实现。
其二,高度服务化和金融化支撑经济增长乏力。欧元区服务业占比已达70%以上,而服务型经济对投资的需求很小,现有负利率政策难以刺激其增大信贷和投资规模。欧元区的经济金融化基本在靠替巨型跨国公司和富人转移资产支持。随着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加大对欧元区银行洗钱逃税行为的调查处罚力度,欧元区经济受到拖累而趋于下行。
其三,人口老龄化严重。欧元区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欧盟27国中,目前平均由四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支持一个退休人口。根据联合国及欧盟的预测,到2050年时,这个比例将降至2:1。长此以往,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增大,在岗劳动者的税负加重,社会消费能力大减,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导致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能力衰退,国家竞争力受到削弱,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其四,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制约经济增长。欧元区福利制度虽然覆盖面很广,但两极分化却日渐严重,少数金融和技术精英占有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而政府的税收政策却很难将其转变成公共收入。另一方面,政府税收收入越来越难满足不断扩大的福利开支,债务包袱越滚越大。两极分化的后果是社会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为削减赤字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又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
其五,缺乏统一的财政预算体制。欧元区虽实现了货币制度统一,但各国却保留了独立的财政预算体制。该体制时常被选举政治所绑架,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取选票竞相做超出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的承诺,结果是——许多国家的预算赤字占比大大超过欧元区规定的界限,酿成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
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通货紧缩等问题是欧元区经济政治体制的内在矛盾冲突长期积累与不断激化的产物,包括负利率政策在内的应急性经济刺激政策治标不治本,难以产生积极疗效。除非欧洲对政策理论基赐体制机制进行深刻而重大的调整变革,否则欧元区经济很难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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