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崑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三年时间,已在金融合作、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进展,并启动了一批重点项目。这些早期收获说明“一带一路”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项目收获,我们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我们学会运用规则和创造规则”。
他指出,“一带一路”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其建设与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深刻调整转型期重叠交织。“‘一带一路’上的各种成功尝试是中国很重要的收获,它的后续效应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进一步显现,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为生动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之一,”翟崑说。
翟崑也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中做好风险评估与应对非常重要。因为,这方面面临的风险不只限于传统领域,还包括生态环保、经济金融、网络安全等多种非传统风险,这些风险具有系统联动性。
翟崑认为,应对和解决多重风险,须逐渐改变观念,尝试建立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综合治理模式,如“发展+环保”“发展+教育”“发展+人文”等,形成多个“经济发展+传统领域”的双轮驱动模式。“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通过经济发展的引领,让经济发展与其他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模式,”他说。
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刺激了中国的风险研究,一些风险公司也应运而生。翟崑认为,加强风险评估研究可以按照从宏观到微观、从笼统到具体、从区域到国别、从形势到个案、从行业到项目、从数据单一到大数据支持的趋势推进。原则上,既要有整体的远景规划,又要有动态和阶段性的形势分析、风险管理和效果评估,力求每一步都恰当合理。
翟崑还指出,“一带一路”的理论内涵是互联互通,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的互联互通。他说,在全球互联互通时代,创新外交方式显得至关重要。他认为,在机制上,需实施统筹外交,综合施策,带动和强化国内各部门间的协调,发挥政府和民间的作用,创新治理体系。
翟崑还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亟待加强内外政策沟通协调。例如,边境城市如何把市、省、国家的政策和邻国的政策梳理到一起,找到突破口,打通瓶颈,推进跨国项目落地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加强协调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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