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资本市场
“社会主义”资本市场有两个核心设计:第一,“公众基金”终身保荐上市和优先获益;第二,资本市场差异化处理机制。两个制度组合起来,共同服务于社会财富共享和扶持实体经济两大目标,以期兼顾公平效率、富民强国。
“公众基金”的设计,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利益的优先地位。在这个规则下,“公众基金”会更安全、更保值。看上去的不平等,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原则。由于每一个上市企业都对公众财富有直接的贡献,其“道德资产”会保护其经营行为得到更多公众支持和舆论保护。将上市企业通过对公众利益贡献有无、多寡加以区分,有利于制定不同的企业政策和税收政策(对非上市公司和外企更多抽税)。
市场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则主要着眼于减少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没有区分的市场,造成价值投资者不得不和赌徒在一个桌子上出牌。如何将投资者和投机者分开、将资本市场中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分开?我们的设计理念类似于都江堰——将灌溉需要的“水”(资本)引入“灌区”(高回报和低风险区段);将多出灌溉的洪水(流动性),分流到下游蓄洪区(高风险区段)和泄洪区(“赌博”区段)。切断虚拟经济在实体经济资本市场上套利的渠道。
肯定有人会质疑“公众基金”和市场差异化的制度设计,没有“同股同权”,有悖“公平竞争”原则。但这一制度因为使“公众”更大地分享了资本市场收益而兼顾公平效率。同高税收转移支付相比,这一制度并不会“更不公平”。而未来国家制度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富民强国的基础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在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社会财富再分配上,拿出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设计。
没有完美的资本市场。市场目标不同,规则也不能简单仿效。不同的规则,吸引不同特长的玩家。
中国的特长是实体经济,资本市场首先必须服从实体经济的需要。虚拟经济不能超前发展,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美国的特长是虚拟经济,资本市场需要使虚拟经济在转移全球财富的游戏中,有最大的便利和最低的成本。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控制、剥削,就是美国资本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
习近平(2014)在亚太峰会上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左右资本而不被资本所左右的市场,才能不断创造并保持活力。中国与世界经济竞争,不能靠简单模仿对手。而是要创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玩法,才能立于不败。独立的资本市场才能为独立的汇率、自主的利率创造条件,才有可能把美元操纵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减少最小。现在虚拟经济貌似一统江湖,美国的玩法似乎致富最快。而一旦虚拟泡沫破灭,滔天流动性泛滥的大海,只有中国实体经济一个安全的方舟,资本市场的优劣就可能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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