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交易税：不是万灵丹 只是拙劣的替代品

　　不管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金融交易税都将是有望实施的方案。金融交易税绝非疯狂的主意，但也绝不像他的极左鼓吹者那样是万灵丹。它显然是加深旨在将让税收制度变得更加简单、透明和累进的改革的拙劣替代品。

　　金融交易税只是拙劣的替代品

　　不管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金融交易税都将是有望实施的方案。金融交易税绝非疯狂的主意，但也绝不像他的极左鼓吹者那样是万灵丹。它显然是加深旨在将让税收制度变得更加简单、透明和累进的改革的拙劣替代品。

　　随着美国社会的老化和国内不平等性的恶化，并假定国民债务利率最终将上升，税收也需要增加，富裕阶层将立刻经历增税，中产阶级也有一天将会经历。没有魔法，作为政治权宜之计的“罗宾汉”交易税被严重地过度吹捧了。

　　诚然，诸多发达国家已经以某种方式实施了金融交易税。英国向证券卖出行为征收“印花税”，美国在1914—1964年间也有这一税种。欧盟正在酝酿一项有争议的计划，对范围甚广的一系列交易征税。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总统竞选阵营主宰者民主党内部的知识辩论，他们支持一项宽税基税收，对象覆盖了股票、债券和衍生品（包括期权和互换等大量更加复杂的工具）等。其理由是这种税收有助于遏制导致金融危机的力量，筹集巨额收入用于进步事业，并几乎不会影响中产阶级纳税人。

　　目前，有望成为民主党提名人的希拉里-克林顿接受了这一方案的精简版，其主要对象是告诉交易者，他们贡献了所有股票交易的大头，并且对社会福利的贡献颇可质疑。但是，假以时日，克林顿可能会进一步向桑德斯的立场靠拢，就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推定的共和党提名人唐纳德?特朗普尚未就这一问题提出一致的立场，但他的观点常常和桑德斯惊人地相似。

　　对金融交易课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约翰-凯恩斯，并由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碰巧他正是我的本科生教授）发扬光大。用托宾的话说，这一思想要想金融市场的“轮盘里掺沙子”，目的是让它们慢下来，更加符合经济基本面。

　　不幸的是，这个道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表现得都不甚好。特别具有误导性的观点是金融交易税可以有效防止2008年金融危机的酝酿。数百年来的金融危机经验——包括实施了金融交易税的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事实正好相反。

　　真正需要的是更好地监管金融市场。大而无当、缺陷百出的2010年多德-弗兰克立法只是一项权宜之计；尽管这部立法厚达数千页，但几乎没有严肃认识将它视为长期解决方案。一个更好的主意是斯坦福大学的阿纳特-阿德马迪（Anat Admati）提出的强迫金融企业发行更多股本（股票）。

　　更多银行被迫基于股东损失而不是政府援助来评估风险，系统就越安全。（就这一点而言，波士顿大学教授劳伦斯-科特利科夫（Laurence Kotlikoff）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即消灭金融体系中的杠杆，值得严重关注，尽管他本人异想天开地参加了总统竞选，但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金融交易税的根本问题是它们具有扭曲性；比如，它们压低股价，从而让企业筹资成本变高。在长期，这将拖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诚然，所有税收都有扭曲性，而政府总得筹集资金。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交易税问题甚大，因为它们扭曲中介活动，这会放大它们的效应。目标较窄的温和税收（比如英国的做法）似乎不会引起多少伤害；但收入也很“温和”。

　　要获得更多收入，就得广撒网。因此，桑德斯的计划覆盖了将绕过金融交易税（比如通过允许人们交易资产收益流而不交易所有权）的衍生工具。但将税收扩大范围扩大到衍生品会造成混乱，因为衍生品的复杂性意味着难以精确定义那些应该课税。而随着税收影响的扩大，也很难知道对实体经济的最终影响将会怎样。

　　确定桑德斯阵营所估算的巨大的收入是否能实现当然很难；许多研究表明情况正好相反。桑德斯阵营主张美国所能筹集的数额将是英国在其较窄的交易税上所筹集数额的五倍多——相当于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以上。问题在于许多地区的交易可能崩盘，而许多金融交易将在其他国家执行。如果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最终其他税收收入将下降，而如果将政府债券也包括进来，借贷成本将会上升。

　　美国急切地需要全面的税收改革，最好是累进消费税。无论如何，设计合理的金融交易税充其量只能是更大的战略中的一小部分，不管是税收制度改革还是金融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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