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缘何成为非法集资主角：涉案金额显著过于男性

　　在层出不群的各类非法集资案中，女性作为案件的主角司空见惯。这在东南沿海的倒会案中最为典型。以温州为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直到最近持续爆发的各种倒会案，女性占绝对主体地位。记得2015年元旦笔者在对温州的一次倒会案做调查时，问及这个问题时，一位姓颜女会主居然这样回答：“如果做会的会东是个男的，会被人家笑话的。”女性作为会东，几乎成为固定标签。除了倒会案，大家熟知的许多非法集资，包括无锡邓斌案、鄂尔多斯苏叶女案、丽水“小姑娘”案、东阳吴英案等，莫不如此。难怪媒体在报道时，总会有意无意渲染案件主角的女性特征。久而久之，人们似乎已形成了“非法集资主角大多是女性”这一固定印象。
　　
　　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专业司法网站、各大新闻网站，以手工收集方式整理了大量非法集资案。在这些信息来源中，最主要、最权威的是最高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面每个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诈骗罪的案判决书，不仅有集资主角的个人信息，还有每笔集资款的确切数目和详细说明。花了大半年时间，一共收集整理了1984年至2014年期间622起、涉及903个集资主角的非法集资案。利用大数据的分析，结果令人意外：非法集资案的主角中女性并不占主体，而以中等学历及以上的中年男性为主，但女性参与比例相当高（33%至47%），远超所有犯罪中女性占比的平均水平（4%至10%），而且涉案金额也显着高于男性。女性在倒会案中确实占主要部分，但由于民间融资还包括个人间借贷、“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及各种网络融资平台的借贷行为，这些借贷方式的主角主要为男性，相应的，在非法集资主角中，女性也只占约三分之一——但这个比例却是女性在所有犯罪中平均占比的三倍多！这也印证了犯罪学中“女性犯罪主要集中于与其社会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财产型犯罪和家庭方面犯罪”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与非法集资中女性较高的参与比例相对应，女性在正规金融领域的参与程度却非常低。据笔者在浙江温州、绍兴、丽水等农村地区的调查，女性在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占比无论笔数与金额都大大少于男性。一般而言，农村女性在农商行（信用社）的贷款中比例已很低（10%以下），大型商业银行中则几乎可忽略不计；在城市，个人信用贷款中的女性占比高于农村（30%至40%），但仍以男性为主——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女性在正规金融中比男性更容易遭受信贷约束，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尤其典型。女性不仅更易遭遇信贷排斥，即使得到贷款，利率往往更高，期限更短，成为变相的性别歧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易理解。银行通常根据“6C”原则放贷，相比男性，女性在资产水平、平均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均低于男性，银行在考察借款人资信时，女性显然居于弱势地位；同时，女性不像男人那样拥有能被认可的抵押品，这些都可能造成女性的信贷约束。
　　
　　正规渠道得不到融资，女性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满足信贷需求，去年夏天一项关于民间借贷的问卷调查印证了这一点。与女性在正规金融中居于弱势地位不同，在民间借贷中她们反而具备独特的性别优势，这在合会这种传统民间融资方式中最为显着。这可能与千百年来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习惯有关。更重要的是，一些客观原因促使女性具有民间借贷的性别优势：女性更多走村串户参与社区交往，具备更多社区信息，女性在婚后往往留守家庭，流动性相对不高，这使她们有条件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会融资。因此，不光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几乎都是女性主导了合会。此外，在个人借贷中，女性相比男性也更易获得信任。也在去年夏天，在针对“您认为女性开口向别人借钱更能借到钱吗？”的问卷调查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肯定回答。还有研究表明，非法集资犯罪被害人很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女性又占63％。
　　
　　简而言之，女性在不同信用形态中的主体特征是不一样的。但是，女性在民间借贷中的优势未必就表示她更讲信用，或具备更高的财务管理能力。不可避免的，民间借贷中更高的融资额隐含的风险也更高。由于巨额融资往往是女性通过扩展民间借贷社会关系网络、或承诺更高的利息实现的，这样，原来正常的民间借贷就转变为非法集资，而这种非法集资更易引发信用链断裂，成为民间借贷纠纷，甚至民事和刑事案件。
　　
　　这么看来，开展专门针对女性的小额信贷在我国有着特殊意义：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女性的信贷约束，帮助其增加收入、提高家庭地位，更将进一步减少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发生概率。我们完全可借鉴尤努斯格莱珉银行的模式，发展各种形式的女性小额信贷，积极推进普惠金融。

返回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