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期，在岸和离岸人民币的贬值势头有增无减，这一趋势在去年12月初已经有所显现。当时，中国央行发布包括13种货币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观察人民币汇率主要看一篮子货币，非软盯住美元）。进入2016年，各界最大的疑问便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究竟会如何“管理”?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地位是否将被撼动？国际化之路又将如何迈进?
[在新兴市场货币俱贬而人民币仍相对坚挺的现状之下，中国应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话语权，要的不仅仅是SDR（特别提款权）这个象征性的符号]
近期，在岸和离岸人民币的贬值势头有增无减，这一趋势在去年12月初已经有所显现。当时，中国央行发布包括13种货币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观察人民币汇率主要看一篮子货币，非软盯住美元）。进入2016年，各界最大的疑问便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究竟会如何“管理”?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地位是否将被撼动？国际化之路又将如何迈进?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人民币仍是强势货币，比起新兴市场的自由浮动汇率（其货币近期大幅贬值），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最适合中国的。综合考虑国际收支顺差、经济基本面和其他非市场因素，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应该在5%以内（到年底）。”
同时邵宇也指出，1997~2002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一分没贬而这也给中国带来了多年通缩压力，但换来的是之后中国进入了WTO快车道，开始大幅收获全球化红利；这一次，在新兴市场货币俱贬而人民币仍相对坚挺的现状之下，中国应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话语权，要的不仅仅是SDR（特别提款权）这个象征性的符号，而是如各界对“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具体项目的支持。
人民币仍是强势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曾表示，人民币已经是国际货币，而并非新兴市场货币。在多因素支撑下，人民币已经具有强势货币基础，并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压力。
197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走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长期贬值，幅度达80%，年均贬值11.7%；第二阶段是1994~200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第三阶段是2005年7月到2015年8月11日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小幅升至，累计升值35%，年均升值3.7%。
当前，或者说是2015年8月11日新汇改后，人民币可谓进入第四阶段。8月11日上午，央行下调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1000点，决定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近期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公布则是这第四阶段的增强版，从“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意味着如果中长期美元保持相对强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有压力。
随后也就在2016年1月4日，央行宣布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为6.5032，较2015年12月31日收盘价下调近100点，下调幅度创2015年8·11新汇改以来的新高。这是否意味着“管理”和“强势货币”已经有所弱化?
邵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参考一篮子货币并不代表央行放弃管理或者浮动，央行仍有强大的维稳人民币的弹药，在必要之时仍会介入。而如实行浮动汇率的新兴市场国家，尽管贬值比死守固定汇率来得好，但“超调”的风险也不断加剧。
昨日，本报记者最新统计，2015年以来至今，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逾66%，阿根廷比索贬值逾40%，俄罗斯卢布贬值近53%，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近27%。
在兴业证券)首席宏观策略师王涵看来，尽管央行拥有足够的实力防止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但近期央行态度的边际变化需要持续关注。
中间价是观测央行意图的最佳角度之一。王涵指出，在2016年1月4日中间价的大幅下调和离岸在岸汇率大幅贬值的同时，市场对央行汇率政策的恐慌情绪上升，期权隐含波动率曲线在短端出现倒挂，显示市场认为央行再次成为汇率风险的主要来源。
一般而言，通过比较人民币汇率期权隐含波动率，我们可以将市场隐含的汇率风险拆分为两个部分：隔夜波动率可能更多地体现央行通过中间价调控带来的波动；而期限较长的一周隐含波动率则更多地反映了市场本身的波动。
从上述事实可见，强势美元为人民币带来了贬值压力，但中国央行的“强势人民币”政策仍未改观。正如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所述：“当前央行的汇率政策是灵活的，当强则强，当弱则弱，不是人为设定一个水平，为了稳定这一水平，而牺牲国内的经济。以为强势就是升值，我觉得这是对强势人民币政策的狭隘理解。”
人民币需加强国际话语权
比起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动辄20%~60%的年均贬值幅度，过去一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仅约6%。短期的波动并不代表长期的贬值，人民币的当务之急可能更在于提升国际话语权。
在邵宇看来，人民币始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货币。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称，1997~2002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一分没贬，而周边经济体大幅贬值，这就相当于人民币大幅被动升值，因此整个调整周期经历5年的痛苦通缩，如果人民币不那么坚挺，可能调整时间也不会拖得那么长。但其实那次中国收获也很大，负责任的大国口碑随之确立起来，接着中国就进入了WTO快车道，开始大幅收获全球化红利，同时得到APEC成员的高度认可，并正式取代日韩成为亚太经济的新领头雁。
“对发达国家而言，其需要承认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其需要支持‘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安排的投资。”邵宇说。
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教授潘英丽亦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强国实际上是人民币的两面，一个是内在的标志，一个是外在的实力。当一个货币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是海外负债的增加，应该是海外资产的增加，即不断通过海外资产来支持货币走强，否则就有可能走下坡路了。”
潘英丽表示，中国当前更需要的是增加人民币的海外债权。“比如说国家开发银行，我们可以人民币对外贷款，然后他们用贷的人民币来买中国的东西。例如我们的高铁和基础设施项目出去了，帮助国内消化过剩产能。前期人民币崛起的过程中，应该通过海外债权的积累，使国内的过剩产能和国外的人民币做一种置换。”
近期，在岸和离岸人民币的贬值势头有增无减，这一趋势在去年12月初已经有所显现。当时，中国央行发布包括13种货币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观察人民币汇率主要看一篮子货币，非软盯住美元）。进入2016年，各界最大的疑问便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究竟会如何“管理”?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地位是否将被撼动？国际化之路又将如何迈进?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人民币仍是强势货币，比起新兴市场的自由浮动汇率（其货币近期大幅贬值），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最适合中国的。综合考虑国际收支顺差、经济基本面和其他非市场因素，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应该在5%以内（到年底）。”
同时邵宇也指出，1997~2002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一分没贬而这也给中国带来了多年通缩压力，但换来的是之后中国进入了WTO快车道，开始大幅收获全球化红利；这一次，在新兴市场货币俱贬而人民币仍相对坚挺的现状之下，中国应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话语权，要的不仅仅是SDR（特别提款权）这个象征性的符号，而是如各界对“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具体项目的支持。
人民币仍是强势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曾表示，人民币已经是国际货币，而并非新兴市场货币。在多因素支撑下，人民币已经具有强势货币基础，并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压力。
197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走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长期贬值，幅度达80%，年均贬值11.7%；第二阶段是1994~200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第三阶段是2005年7月到2015年8月11日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小幅升至，累计升值35%，年均升值3.7%。
当前，或者说是2015年8月11日新汇改后，人民币可谓进入第四阶段。8月11日上午，央行下调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1000点，决定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近期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公布则是这第四阶段的增强版，从“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意味着如果中长期美元保持相对强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有压力。
随后也就在2016年1月4日，央行宣布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为6.5032，较2015年12月31日收盘价下调近100点，下调幅度创2015年8·11新汇改以来的新高。这是否意味着“管理”和“强势货币”已经有所弱化?
邵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参考一篮子货币并不代表央行放弃管理或者浮动，央行仍有强大的维稳人民币的弹药，在必要之时仍会介入。而如实行浮动汇率的新兴市场国家，尽管贬值比死守固定汇率来得好，但“超调”的风险也不断加剧。
昨日，本报记者最新统计，2015年以来至今，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逾66%，阿根廷比索贬值逾40%，俄罗斯卢布贬值近53%，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近27%。
在兴业证券)首席宏观策略师王涵看来，尽管央行拥有足够的实力防止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但近期央行态度的边际变化需要持续关注。
中间价是观测央行意图的最佳角度之一。王涵指出，在2016年1月4日中间价的大幅下调和离岸在岸汇率大幅贬值的同时，市场对央行汇率政策的恐慌情绪上升，期权隐含波动率曲线在短端出现倒挂，显示市场认为央行再次成为汇率风险的主要来源。
一般而言，通过比较人民币汇率期权隐含波动率，我们可以将市场隐含的汇率风险拆分为两个部分：隔夜波动率可能更多地体现央行通过中间价调控带来的波动；而期限较长的一周隐含波动率则更多地反映了市场本身的波动。
从上述事实可见，强势美元为人民币带来了贬值压力，但中国央行的“强势人民币”政策仍未改观。正如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所述：“当前央行的汇率政策是灵活的，当强则强，当弱则弱，不是人为设定一个水平，为了稳定这一水平，而牺牲国内的经济。以为强势就是升值，我觉得这是对强势人民币政策的狭隘理解。”
人民币需加强国际话语权
比起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动辄20%~60%的年均贬值幅度，过去一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仅约6%。短期的波动并不代表长期的贬值，人民币的当务之急可能更在于提升国际话语权。
在邵宇看来，人民币始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货币。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称，1997~2002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一分没贬，而周边经济体大幅贬值，这就相当于人民币大幅被动升值，因此整个调整周期经历5年的痛苦通缩，如果人民币不那么坚挺，可能调整时间也不会拖得那么长。但其实那次中国收获也很大，负责任的大国口碑随之确立起来，接着中国就进入了WTO快车道，开始大幅收获全球化红利，同时得到APEC成员的高度认可，并正式取代日韩成为亚太经济的新领头雁。
“对发达国家而言，其需要承认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其需要支持‘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安排的投资。”邵宇说。
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教授潘英丽亦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强国实际上是人民币的两面，一个是内在的标志，一个是外在的实力。当一个货币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是海外负债的增加，应该是海外资产的增加，即不断通过海外资产来支持货币走强，否则就有可能走下坡路了。”
潘英丽表示，中国当前更需要的是增加人民币的海外债权。“比如说国家开发银行，我们可以人民币对外贷款，然后他们用贷的人民币来买中国的东西。例如我们的高铁和基础设施项目出去了，帮助国内消化过剩产能。前期人民币崛起的过程中，应该通过海外债权的积累，使国内的过剩产能和国外的人民币做一种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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