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提出,在不确定性很高的全球环境中,面对经济增长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政策决定者应优先选择维持金融稳定。
AMRO主任常军红表示,考虑到区域已经积累了相对充裕的外汇储备并建立了应对危机的双边与区域性救助安排,爆发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事件的可能性较小。
AMRO是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主要对东亚(东盟十国、中国(含香港)、日本、韩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及风险进行监测,并对东亚区域金融安全网——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运行提供技术支持。2016年5月,原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副司长常军红接任根本洋一出任AMRO主任。
CMIM是东亚各国探索建立的区域性合作机制,由其前身清迈倡议(CMI)升级而来。在2010年3月东盟10+3财长会议上,为加强东亚地区对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各国决定将CMI升级为CMIM,建立多边与统一管理于一体的区域性外汇储备库,通过多边互换协议的统一决策机制,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不平衡和短期流动性短缺等问题。目前CMIM成员国包括东盟十国全部成员,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区,共14个经济体。
由于区域内大部分经济体之间存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CMIM在2014年生效后还未被使用。常军红对《财经》记者表示,该协议每五年重新审议一次,2019年将是该协议生效后首次审议,各成员国将讨论该协议的前景。而对于CMIM是否会发展成为更加机制化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常军红则表示这将取决于各成员国共同的决定。
在宏观政策方面,AREO报告认为,受美联储加息影响,东亚存在潜在的资本外流风险,东亚各经济体应保持较充足外汇储备,适当的政策干预与汇率灵活性也利于应对外部风险的冲击。在货币政策方面,与2016年相比,全球流动性趋紧与通胀上升,缩小了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财政政策有潜力发挥作用抵消经济下行风险,但进一步放松财政政策的空间有限。
另外,2017年东亚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加。AMRO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东亚应加强经济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考虑到当前资本流动波动性加大及其对经济金融体系潜在冲击的增加,东亚各经济体应加强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建设,提高区域抵御风险的能力,维护经济稳健增长。
而对于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和全球政策不确定性等问题,《财经》记者在日本横滨专访了AMRO主任常军红。
《财经》:欧元区的危机和英国“脱欧”使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前景严重受挫。您如何看待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
常军红:泛亚洲而言,我认为区域一体化还处于发展之中。东亚(东盟+中日韩,东盟+3)区域的经济和金融合作进程发展迅速,特别是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这二十年间。
主要进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贸易与投资推动的一体化进程。在东盟、东盟+1、东盟+3、RCEP框架下,亚洲地区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产业链,加深了地区经贸融合程度。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加速了一体化合作。基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各经济体在应对金融危机及维护地区金融稳定方面有很强烈的共识,推动了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建立了CMIM。
《财经》: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
常军红: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对全球经济增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东亚区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区域经济体,GDP总量占到全球的27%。同时,东亚区域的经济增长在全球主要区域中又是最快的,2016年增速达到了5.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51%。
但是考虑到目前全球不确定性的增多,我认为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区域化解外部风险,实现更为持久的中高速增长。
《财经》:在推进亚洲金融一体化方面,东亚未来的路径是怎样的?
常军红:关于亚洲金融一体化路径,我认为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服务区域经济增长及维护金融稳定为目标。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我们鼓励各成员国建立更灵活和更积极响应的政策框架,加快结构改革来提高效率并消除脆弱性。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方面,加强AMRO这个区域经济监测机构的建设,使它能及时发出风险早期预警,协助各成员增强防范危机的能力。也要加强区域危机应对能力,加强CMIM的机制化建设,提高其可用性和有效性,增强与IMF和其他双边货币安排的协调,构筑一个立体型的危机救助安排。
《财经》:报告中提到东亚区域经济复苏容易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您认为今年对于东亚区域来说,最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是什么?这会对整个区域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常军红:我认为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二是上升的通货膨胀,三是逐步收紧的全球流动性及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在这三个方面,我们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与逐步收紧的全球流动性及金融市场波动性的影响较大。
如果美联储以较快步伐加息,将引发大量资金回流美国,这对区域经济体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可能带来负面冲击。但是,如果美联储在加息步伐方面与市场有良好沟通的话,对市场的冲击也将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考虑到区域已经积累了相对充裕的外汇储备并建立了应对危机的双边与区域性救助安排,爆发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事件的可能性较小。
另外,美国作为东亚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如果加大对东亚的出口限制将会影响东亚的出口及经济增长。不过,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涉及对美贸易方面,而且由于区内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以及本区域内需的增强,区外贸易保护主义对区内冲击还是比较有限的。
《财经》:报告中提到,在不确定性很高的全球环境中,面对经济增长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政策决定者应优先选择维持金融稳定。以中国为例,中国目前可能面临去杠杆的结构性改革和维持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的问题,金融领域去杠杆的过程中很容易引发金融风险,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对于政策决定者有什么建议?
常军红:首先我想强调的是,金融领域去杠杆的目的就是为了化解金融风险,两者在根本上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其次,金融领域去杠杆要把握节奏和方法。从节奏上看,鉴于金融体系整体上存在的潜在风险且传染性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去杠杆要逐步推进,暴露风险与化解措施要同步跟进,减少传染性问题。也要以市场方法为导向,按照市场原则为主来处理去杠杆问题。还要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在影子银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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