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法明确,地方政府举借债务一律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筹措,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且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
然而这一法律条文被个别地方视而不见,甚至明知故犯,原因在于问责缺失,在3月24日之前,没有一个人因为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而承担法律责任。
但这一现状在那一天彻底改变,违法违规举债问责风暴刮起。
3月24日这天,重庆市政府对下属黔江区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进行问责,黔江区区长被批评教育,时任常务副区长被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区财政局长、两家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人直接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银监会当天也对给地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金融机构给予处分,包括银行行长、金融租赁公司副总经理被警告罚款5万。
对其他地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来说,此举无疑是“杀鸡儆猴”,直接摘掉官员“乌纱帽”的威慑作用不可小觑。
其实预算法明确,对于地方违反本法规定举借债务或者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
首次问责到人让法律真正“硬”起来,法律红线不可逾越。
遏制地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目的是“堵住”后门,重要性不言而喻,未来应严格执法,将问责到人常态化。
但堵不如疏,应该疏堵结合,疏重于堵。
细究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可以发现,不少地方财力紧缺,违法违规举债资金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这也是此前地方政府通过各类投融资平台等方式利用信贷资金或企业债券形式融资弥补缺口,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原因。
为了缓解地方政府融资饥渴,中央也一直在“疏”上做工作。比如近些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发行额度逐步提高,从2015年的6000亿元提至2017年的16300亿元。
不仅如此,中央还发行政府债券来置换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目的是降低利息负担,从而为地方建设腾挪出资金。2016年此举为地方降低利息负担4000亿元。
但显然,在疏通地方政府债务方面还有不少工作有待优化。
比如,目前地方政府发债额度是由中央确定,如何科学预测并合理界定总额度,并设立一套健全的额度分配原则以激励约束地方政府,平衡好风险控制和满足地方实际需求是一大挑战。
目前拥有发债权力的只有31个省级政府和5个计划单列市,这虽然有利于控制风险,但是也存在管理链条过长、债务资金配置低效、不符合地方实际等问题。因此下一步可以探索在财力雄厚且风险可控的县市试行自主发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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