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据海关统计，2017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1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6%。其中出口1.27万亿元，增长15.9%，进口9112亿元，增长25.2%，数据表现亮眼。那么，国际贸易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上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发展势头很猛，增长速度曾经高达1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大幅下挫。按照贸易额计算（以美元市场汇率衡量），2009年比2008年减少4万亿美元。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2015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年之后，国际贸易额再次大幅下降，比2014年减少2.6万亿美元。而2016年预计还要下降，国际贸易额勉勉强强恢复到7年之前，即2008年的水平。国际贸易额负增长，与国际贸易价格疲软脱不了干系。2008-2016年，世界市场的制成品价格几乎没有增长，8年以来每年平均仅增加0.4%。2015年和2016年，还分别下降2.9%和2.1%。世界石油价格已经连续4年下跌。2015年，降价幅度高达47.2%。
国际贸易为什么萎靡不振？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三个关系：一是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三是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在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不可能独善其身，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的厄运。2009年，国际贸易额负增长，原因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2015年，再次出现负增长，就不能归罪于周期性经济衰退了。2008年至今已经过去8年之久。按照经济周期的历史规律，经济应该进入繁荣期，国际贸易也应该恢复增长。但是，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运行已经与传统的经济周期规律脱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1973年、1980年、1990年和2008年发生的四次世界经济衰退期间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研究，以衰退发生前一年发达国家的GDP增长指数为100，前三次衰退发生后这个指数提升到105.5用了3年时间；达到113.6，用了5年；而2008年衰退之后达到类似水平则分别需要6年和10年；可见经济增长恢复的进程十分漫长。据此，国外有学者提出，世界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时期。也有人把这种形势称为低速经济增长陷阱。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或者说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通过内需，即私人消费和固定资本投资传递的。这个传动机制受到收入的制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私人消费和固定资本投资增长态势说明，内需不足同样不是因为周期性经济衰退。以衰退发生前一年发达国家的私人消费指数和固定资本投资指数为100，前三次衰退发生后的第6年，两个指数分别为118.2和114.6，而2008年的衰退之后的第6年，两个指数只分别达到106.5和99.1。经过6年时间，固定资本投资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也低于1%。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研究，私人消费增长与个人收入增长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1997-2007年，发达国家个人收入年均增长2.9%，私人消费年均增长3%；2008-2015年，个人收入只增长0.9%，私人消费只增长1%。于是，国际贸易也因为内需不足而难以增长。与消费和投资密切相关的贸易产品的增长幅度受到的危害更严重。由于投资疲软，机械设备和金属材料等投资产品贸易增长缓慢；由于消费不振，耐用消费品贸易增长幅度有限。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就有经济学家指出，长期经济停滞的核心问题是失业。实际上，就业与收入是联系在一起的。前三次衰退发生后的就业增长指数提升到106用了4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升到这个水平则需要10年之久。劳动者的收入损失不可避免。个人收入增长缓慢是收入分配不公的恶果，它危害到国际贸易。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危害内需，压制了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竞争压低了劳动者工资，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制造业生产的国际转移，进一步对工资增长形成压力，形成了收入分配不公与国际贸易萎靡不振的恶性循环。前三次衰退发生后的劳动者实际工资增长指数提升到103用了2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升到这个水平则需要8年之久。
不过，收入分配不公早在2008年之前就存在，为什么那时候的国际贸易增长能够保持高速增长？这就涉及到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的诱因是消费金融的不当发展。收入分配不公危及到私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一些发达国家，利用银行信贷弥补劳动者收入不足对消费的不利影响，体现在收入越低的人使用银行贷款的比重越高。在美国，1989-2007年，占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的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增加了160%，占人口75%的中等收入阶层增加了93%，占人口5%的高收入阶层只增加了18%。金融发展通过弥补低收入者的收入不足刺激了消费，因而推动了国际贸易增长。然而，对低收入者来说，使用债务增加消费只能痛快一时，不能幸福一世。对国家经济发展来说，当私人债务大增时，在短时间内，内需有所增加，经济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不可能持久。因此，利用金融发展推动国际贸易不可能纠正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研究了一些国家的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2008年之前，银行对私人贷款急剧增加，国际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其后，私人贷款急剧减少，国际贸易也应声下降。据该组织预测，到2020年之前，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加剧，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继续下降；银行收缩对私人的贷款增长也将放缓，将无法起到弥补劳动者收入不足的作用。国际贸易额增长速度大概在2-3%左右徘徊。
既然当前的世界经济增长已经脱离了周期性经济规律，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恐怕难以奏效。振兴国际贸易的举措应该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一些国际多边机构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业绩与收入分配有密切关系。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同时，金融发展并不能纠正收入分配不公对需求的危害。因此，在这三个关系中，最核心的是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只有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才能推动国际贸易的长远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借助金融助力私人消费无疑于望梅止渴，也无法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上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发展势头很猛，增长速度曾经高达1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大幅下挫。按照贸易额计算（以美元市场汇率衡量），2009年比2008年减少4万亿美元。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2015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年之后，国际贸易额再次大幅下降，比2014年减少2.6万亿美元。而2016年预计还要下降，国际贸易额勉勉强强恢复到7年之前，即2008年的水平。国际贸易额负增长，与国际贸易价格疲软脱不了干系。2008-2016年，世界市场的制成品价格几乎没有增长，8年以来每年平均仅增加0.4%。2015年和2016年，还分别下降2.9%和2.1%。世界石油价格已经连续4年下跌。2015年，降价幅度高达47.2%。
国际贸易为什么萎靡不振？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三个关系：一是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三是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在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不可能独善其身，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的厄运。2009年，国际贸易额负增长，原因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2015年，再次出现负增长，就不能归罪于周期性经济衰退了。2008年至今已经过去8年之久。按照经济周期的历史规律，经济应该进入繁荣期，国际贸易也应该恢复增长。但是，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运行已经与传统的经济周期规律脱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1973年、1980年、1990年和2008年发生的四次世界经济衰退期间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研究，以衰退发生前一年发达国家的GDP增长指数为100，前三次衰退发生后这个指数提升到105.5用了3年时间；达到113.6，用了5年；而2008年衰退之后达到类似水平则分别需要6年和10年；可见经济增长恢复的进程十分漫长。据此，国外有学者提出，世界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时期。也有人把这种形势称为低速经济增长陷阱。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或者说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通过内需，即私人消费和固定资本投资传递的。这个传动机制受到收入的制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私人消费和固定资本投资增长态势说明，内需不足同样不是因为周期性经济衰退。以衰退发生前一年发达国家的私人消费指数和固定资本投资指数为100，前三次衰退发生后的第6年，两个指数分别为118.2和114.6，而2008年的衰退之后的第6年，两个指数只分别达到106.5和99.1。经过6年时间，固定资本投资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也低于1%。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研究，私人消费增长与个人收入增长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1997-2007年，发达国家个人收入年均增长2.9%，私人消费年均增长3%；2008-2015年，个人收入只增长0.9%，私人消费只增长1%。于是，国际贸易也因为内需不足而难以增长。与消费和投资密切相关的贸易产品的增长幅度受到的危害更严重。由于投资疲软，机械设备和金属材料等投资产品贸易增长缓慢；由于消费不振，耐用消费品贸易增长幅度有限。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就有经济学家指出，长期经济停滞的核心问题是失业。实际上，就业与收入是联系在一起的。前三次衰退发生后的就业增长指数提升到106用了4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升到这个水平则需要10年之久。劳动者的收入损失不可避免。个人收入增长缓慢是收入分配不公的恶果，它危害到国际贸易。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危害内需，压制了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竞争压低了劳动者工资，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制造业生产的国际转移，进一步对工资增长形成压力，形成了收入分配不公与国际贸易萎靡不振的恶性循环。前三次衰退发生后的劳动者实际工资增长指数提升到103用了2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升到这个水平则需要8年之久。
不过，收入分配不公早在2008年之前就存在，为什么那时候的国际贸易增长能够保持高速增长？这就涉及到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的诱因是消费金融的不当发展。收入分配不公危及到私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一些发达国家，利用银行信贷弥补劳动者收入不足对消费的不利影响，体现在收入越低的人使用银行贷款的比重越高。在美国，1989-2007年，占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的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增加了160%，占人口75%的中等收入阶层增加了93%，占人口5%的高收入阶层只增加了18%。金融发展通过弥补低收入者的收入不足刺激了消费，因而推动了国际贸易增长。然而，对低收入者来说，使用债务增加消费只能痛快一时，不能幸福一世。对国家经济发展来说，当私人债务大增时，在短时间内，内需有所增加，经济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不可能持久。因此，利用金融发展推动国际贸易不可能纠正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研究了一些国家的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2008年之前，银行对私人贷款急剧增加，国际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其后，私人贷款急剧减少，国际贸易也应声下降。据该组织预测，到2020年之前，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加剧，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继续下降；银行收缩对私人的贷款增长也将放缓，将无法起到弥补劳动者收入不足的作用。国际贸易额增长速度大概在2-3%左右徘徊。
既然当前的世界经济增长已经脱离了周期性经济规律，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恐怕难以奏效。振兴国际贸易的举措应该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一些国际多边机构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业绩与收入分配有密切关系。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同时，金融发展并不能纠正收入分配不公对需求的危害。因此，在这三个关系中，最核心的是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只有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才能推动国际贸易的长远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借助金融助力私人消费无疑于望梅止渴，也无法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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