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结构调整和保增长要两手一起抓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当然有结构性的因素，这个不可否认，这个危机，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调整，都会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减速。但是，周期性的这方面很少有人讲。事实上，我们是处在一个经济的下行期，就是我们国家是有经济周期的，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一点，从1992年开始，我们大概经历过两个大周期，四个小周期，两个上升，两个下降。第一个上升是1992-1997年，第二个是2004到2012年，中间是1998-2003是下降期，现在又是一个下降期。经济周期不是一个坏事，为什么？我想可能是预期造成的，就是在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是超额投资，到一定顶点的时候大家预期改变了，或者突然有了一个外部冲击，使得大家预期往下调。这样就会出现过剩，产能过剩，整个债务累计起来，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的，不是说只有中国，中国在这方面没有特殊性。

　　经济和个人相似，人为什么要生病？我们要跟体内的细菌进行斗争，就生病了。经济下行也是一样的，要把经济里头落后的产能消灭掉。所以，经济下行的是淘汰落后产能，落后生产力一个必要的过程。所以，我想去年我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三去一降一补”这样的一个政策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三降”都是比较痛苦的。比方说去产能，就有一个就业问题。

　　事实上我们一轮去产能的时候是经历过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有五千万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失业。但是，好像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承受能力是下降了。所以，在去产能过程中，就业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使得我们去产能比较慢。去库存，我们库存在房地产行业，就面临着要降价，一降价就面临着隐性的损失要变成显性的损失，地方政府脸上也不太好看，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降价。去杠杆，以前隐性的变成显性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现在一个原因不让做还有保增长。第一季度贷款发行4.6万亿，几乎是正常的一半，第二季度我们把这个速度降下来了。所以，上半年的速度基本上跟往年试持平。但是，你要看到刺激还是管用的，我们不要一听说提到这个刺激，好像我们又在吃猛药。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一个经济周期，我们吃点药是应该的。不要把这个短期的措施和长期的措施混为一谈。我们老寄希望于绑起的一些结构调整能治疗我们短期的病，这不太可能的。

　　但是，在这方面我要说的是，政策方面可能更多要找一些既保增长，又进行结构调整这样的，这样的措施很多，使得争论的各方也能够找到共同点，我们地方企业也容易摸清楚这个方向。所以，这里给大家提两个可能的突破口，就是我们可以做的。

　　第一，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推动的非常慢，推动的非常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我们国有企业的债务一直在累计，事实上如果你看一下数据就会发现，在我们这个企业部门，私人部门的杠杆率实际上是在下降的，我们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上升完全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上升造成的。所以，我们很多国企都是被财务成本给拖死了，而不是由于它真正不行。上个星期一我参加总理的经济工作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沈阳机床厂的老总讲了他们企业的情况，这是一个国营企业。他们的技术非常好，叫做5I技术，他们的机床可以跟西门子竞争，今天也有西门子的人来。但是，他们不盈利，不盈利总理问他，你们去年销售额多少？他说140多亿。说你们盈利吗？不盈利。你们亏损多少？上半年亏损一亿多。总理说是因为人员成本太高，还是财务成本太高。老总回答说，是因为利息太多了，我们还利息还不了。总理说，那还是财务成本太高了，为什么他们财务成本太高，就是由于他们债务太多了，由于债务多，债务多，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跟西门子竞争。因为现在机床行业都是从购买变成租赁了，现在变成买方市场了，这样他们没有办法跟西门子竞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我们上一轮国企调整的经验值得我们重温一下。我们上一轮怎么调整呢？先说上一轮我们的问题有多大？上一轮整个银行的坏账率30%到40%，我们所有的坏账占到我们GDP大概25%，我们整个银行体系，在上一轮的调整过程中，可以说在技术层面上它已经完全是破产了，也就是如果你清算我们的银行，我们的银行体系完全破产了。怎么办呢？我们搞债转股，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然后把坏账都剥离给他们，有些都很便宜，打个两折就给了他们，然后这个转成股份，他拿到市场上去卖，有外面的投资者来买，就变成了股东了。

　　最后，你发现四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都赚了大钱了。当然，他们也赶上了好时候，因为赶上了刚好2004到2012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那些看起来很坏的资产结果发现是好资产。我觉得我们也得看的长远一些，好像我们现在国有企业都不行了，都是坏资产。如果我们相信经济周期会重复，总有一天经济周期会走出去。像沈阳机床厂这样的企业就可以活过来，而且可以走在前面。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私人资本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基金，我们有很多PE公司成立一个基金，然后银行，政府给它一个政策，你们可以打多少折，卖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相当于是一个股东，然后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下家，也可以卖出去，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这样做，它实际上是一个好事情。

　　第一个是去杠杆，杠杆马上就降下来了。第二，盘活了国有资产，因为我们国有资产完全是无效的运转，而且没有发挥它的潜力。这样我们可以把资产给用起来。第三，还刺激了经济增长。像沈阳机床厂这样的企业，它能得到银行的贷款了，或者金融的融资了，它就可以生产，现在它是吃不饱了，当然经济就发展了。我在总理座谈会上也提了这个观点，总理对这个意见还是非常感兴趣。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做的就是我们的政府应该加杠杆。我提出来这一点，恐怕很多人不赞同。我们说去杠杆，但是如果你想整个经济去杠杆，你一定是进一步加剧你的衰退，这是1929年大衰退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刚好1929年胡佛总统上台，因为他很保守，所以不愿意发货币，结果危机越陷越深，这是研究1929年大危机的一个共识。所以，不可能全面的降杠杆。我们现在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一说降杠杆，大家都要讲，这是不可能的，你等于说你是准备把这个经济搞死。那你总有些地方要加杠杆，美国是叫做大水漫灌，搞QE，搞了三轮QE，大水漫灌。它之所以搞大水漫灌是因为它的财政方面做不了，因为奥巴马是想做，但是国会没有办法控制，国会就不让你做，大家都明白，财政政策是非常直接的，你下去就见效，但是做不了。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至少在这一点上非常有效，只要他让你做，你就可以做好。我们企业不愿意投资，我们企业投资已经下降到2%点几，大家都不愿意投资。也不能轻易加杠杆，一加就引发金融危机了。

　　所以，政府应该加杠杆，我不是说长期来说，政府应该高负债，但是短期措施增长一些杠杆是完全必要的。今年好不容易我们突破2%这个界限，就是中央政府的债务赤字要达到GDP的3%。但是，事实上增加的钱并不多，因为我们营改增就是要减免五千亿的税，因为新增的只有六千亿，所以基本上被营改增给吃掉了。我们地方政府发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债，但是这都是置换，置换以前的短债，银行的债务。然后把它置换成长期的这种国债，远远不够。我们新发的地方国债大概今年八千多亿，而且应该再加利。

　　地方政府拿到这个钱干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搞一些民生工程，不是有长期负担的工程，搞一些短期的民生工程，我们现在江河湖海然的一塌糊涂，生态恢复就有事可做。像深圳市政府在银行里头的存款三千亿，没地方花，存在银行不就贬值吗？拿出这些钱来做一些民生工程，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第二方面和去库存可以结合起来，地方政府，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政府，拿着这个钱把多余的房地产给买下来，房地产商其实都想降价，恨不得都脱手，当然降到多少，比如达到60%平衡线就不干了。很多地方地方政府不让他们降价，因为对我脸上无光，现在中央政府说你可以降价，恐怕他们就会去了。我们现在把希望过多的寄托到进城的农民身上，这是不现实的，老百姓没有那么强的购买力购买多余的住房。如果我们能通过政府融资购买这些资产，这同样是一个一箭三雕的事情。第一，去库存，第二，去杠杆，我们的房地产业基本上跟国有企业一样，借新债还旧债，他们一旦把这个房子卖出去，杠杆率一下就下来了。第三，刺激消费。老百姓一旦有了这个房产，他就要搞装修，就要消费。今年一季度之所以经济一下就好转了，跟房地产是大有关系。老百姓买房子，需求就上来了。

　　总结一下，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哪些是长期的东西，哪些是短期的问题，长期的东西用长期的手段来做，当用户搞刺激的时候，也不能抱怨他又回到老路上，不刺激是不行的。你想想李克强总理刚上台的时候，我们黄老师专门创了一个词就是“克强经济学”，为什么还要搞刺激，就是因为经济实在太差了，必须得搞，我想它这个处理方法还是对的，我们应该结构调整和保增长两手抓，这样才能托住经济的底，并且实现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番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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