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国企改革方向应最终都变成民企 减税才是核心问题

　　国企改革历经近一年的停滞状态后，近日明显呈现加速迹象。宝钢、武钢等四组央企公布整合，国旅并入港中旅，中粮正式公布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方案，截至7月15日，有50多家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长期以来，国企改革的方向一直是多方分歧重点。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
　　
　　对此，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名誉教授许成钢在接受金融界网站专访时表示，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最终变成民企。“国企越变越大会给它将来变成民企制造更大的困难，所以叫不叫“改革”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法到底是不是有利于中国改革的整体。”
　　
　　他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制本身，任何在国有制下的重组、改变组织方式、结构等都不可能见效。“中国80年代、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没有显然的效果，只是通过改变国有企业的组织方式、操作方式，给它放权，但是没有从基本上解决问题。”
　　
　　此外，他认为债务问题和国企改革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国有制的，中国的金融基本都是国有制统治的。真正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是努力让经济提高效率。当整个经济的效率提高的时候，高速的发展能够稀释已经积累的坏债。”但是，他同时指出中国的坏债问题不致命，因为增长速度够快。
　　
　　最后，许成钢认为，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决定性原因是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增速没有可能恢复。“为什么内需不足？是因为全体中国国民的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过低，怎么解决？减税是核心问题。”许成钢说。
　　
　　以下是访谈实录：
　　
　　金融界：现在国企改革推进困难，之前似乎停顿了很久。但是就在7月11日，中国国旅整体并入了中国港中旅集团，意味着国企改又推上了议程，最近也是国企改革文件密集的出台期，您怎么看国企改革之后的推进，您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许成钢：首先我作为学者，关心的是当用“改革”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含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并不看用词是叫做“改革”还是叫做什么，我关心的是，发生问题的实质性质是什么，这是关键所在。如果我们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全世界的国有企业改革，无论是市场经济的，还是非市场经济的，从70年代以来，已经有几十年国际间的经验和教训，也有中国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伴随着巨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经济学理论也都有相当清楚的讨论，那么我把没有争议的结论说出来，即只要不从基本上改变国有制本身，任何在国有制下通过重组，通过改变组织方式、结构等不可能见效，我可以展开讲很多，那我现在讲出来的就是结论。这个结论不是观点，这个结论是巨大量的实际经验和教训，基于巨大量的实际经验和教训，大量理论研究的结果，这不是一个人的观点。
　　
　　那么，回到中国的国企改革问题，实际上从最早中国的改革刚一开始，就面对着这个严重的障碍，就是不允许改变国有制的制度本身。在这个限制下，就导致了中国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没有显然的效果。这里要很小心，我说没有显然的效果，意思是说不是完全没有效果，是有一些效果，就是通过改变国有企业的组织方式、操作方式，给它放权等，但是没有可能从基本上解决问题。90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非常具体的是朱镕基总理，最早他还是副总理，后来变成了总理，实际上他在主持。
　　
　　第一，他吸取了中国一直不能触动国有制这个障碍的教训，他发现这个障碍使我们的国企改革没有办法进步；第二，他吸收国际间的经验和教训，大量的国际经验和教训是很清楚的。因此从90年代中后期，就开放了国企改革的新路子，开放了新的路子以后，到了世纪之交，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大的转变。之所以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有了相当长一段非常高速的发展，实际上是这段时间国企改革奠定的基础。而这个国企改革的核心，一定不是国企改革本身。中国之所以在90年代末，国企改革有了大的成就，第一重要的不是国企改革自己，而是民企的发展，民企非常快速度地持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快速膨胀，让民企占了中国GDP的主体，让国企收缩。国企改革里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让国企变成民企，一部分当时讲的叫“抓大放小”，放小说的就是让这一部分的中小国企变成民企，这就是奠定了中国的发展的基础。
　　
　　但是很不幸的是，抓大的那一部分走的路子是不正确的，就是原本作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它一定应该是，除了极其个别的非竞争性行业之外，所有的竞争性行业企业都应该让它变成民企，这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里的问题，解决的问题绝对不是仅仅解决国企的问题，应该关心的是整个经济的问题，国企的发展不能以消耗国民经济为代价，一定关心的是整个的国民经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改进整个中国经济的效益。那么如何改进整个中国经济的效益？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经验、教训和理论的结论都是清楚的，就是绝大部分的国企，它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最终变成民企。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名义上叫做改革，实际上这个企业越变越大，就是国企越变越大，那么就给它将来变成民企制造了更大的困难，所以它叫不叫“改革”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做法到底是不是有利于中国改革的整体。
　　
　　金融界：您很明确的观点就是要把国企变成民企。债务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其实不是说它有多庞大，而是恶化速度非常快。因为中国债的主体是银行，所以很多人都担心银行的坏账率非常高，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和安全，您怎么看中国债务问题的走向？
　　
　　许成钢：实际上这个问题和国企改革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中国的债务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是谁的债？如果讲到银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所有制的银行，那么就很清楚。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国有制的，中国的金融基本都是国有制统治的。中国的金融主体是银行，银行的绝大部分是国有，那么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大部分上市企业也是国有企业，所以金融基本上是国有制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概念，叫软预算约束，就是在国有的金融体制下，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么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核心在哪里？核心就在于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不会破产。那么资不抵债的企业不会破产，它用什么办法生存呢？就是靠不断用其他的方式借钱给它。最后，当经济里有巨大量的这些国有资产，大量资不抵债的资产靠借贷生存，当然坏债不断积累，而且积累的速度非常非常快，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新问题。我们前面讲到的90年代的国企改革，当时下这么重大的决心抓大放小，如此深刻地去改革，去碰国有企业，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欠的债还不了，就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已经面对了很严重的困难，尤其是金融上从债的角度来说。
　　
　　那么靠抓大放小，把国企变成了民企，靠这些手段把效果提高，当时也用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把坏账隔离出来放到另外一个机构，但是实际上那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努力让经济提高效率，当经济的整个效率提高的时候，高速的发展就能够把已经积累的坏债稀释了。所以，在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时候，讨论中国的坏债问题，当时面对很大的危险，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垮了。当时很有名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写一本书预言，说中国现在根本是坐在火山口上，这个火山任何时候爆发，中国经济就完蛋了，整个中国的金融已经在技术上资不抵债了，技术上资不抵债就是完全是人为的方式在维持，所以任何时候都可以垮掉。当时讨论的时候，刘遵义教授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像老男人的前列腺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熟悉医学上的事，医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说老男人的前列腺癌基本上不致命，这个人是带着癌死，而不是癌致死，因为80%的男人都有前列腺癌，但是死于前列腺癌的比例很小。他说中国的坏债问题不致命，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因为增长速度快。
　　
　　回到前面你讲的这些问题全部连在一起，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债的问题不要紧的，如果你的效率高，如果你增长速度快，可以稀释它，但是如果软预算约束很严重，增长速度又掉下来了，稀释的手段没有了，而且，你还在加强国有企业，加强国有企业就是在加强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所以最终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会越来越严重，最终会出问题，如果你的速度出了问题，就会出问题。所以速度对于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速度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
　　
　　金融界：但是，现在看中国的经济其实特别疲弱，整个全球都是。对中国来说，您觉得增长速度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切入？
　　
　　许成钢：从基本面上讨论，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决定性原因是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增速恢复起来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内需不足问题。为什么内需不足？是因为全体中国国民的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过低，就这么简单，所以怎么解决？减税是核心问题。中国之所以个人的总收入占GDP比例这么低，原因是各种名目的税收拿走太多了，所以减税是一切的核心问题，这个不提到日程上来，不做这个方面的改革，内需不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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