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调控传闻的不断被放大,上海离婚买房也进入白热化放量冲刺阶段。上海多个婚姻登记中心从上周末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协议离婚高峰:浦东上周六一天近百对夫妇协议离婚,杨浦则有97对夫妇协议离婚,是平时的三倍。及至本周,排队离婚依然在继续,有市民下班直奔民政局离婚,“婚姻登记中心像菜市场一样”。
近期,随着一则“9月初上海将实行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传闻横空出世,上海楼市迎来了一轮异常火爆的成交量上涨,上周全市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上涨93.02%;本周一更是创下了1689套的今年单日新房签约纪录。与此相对应,新一轮离婚潮惊心动魄。尽管上海市住建委紧急澄清,但仍无力阻止诸多市民的婚姻走向形式上的“破产”。
其实,离婚潮与楼市调控政策传闻相伴相生的现象,并不鲜见,也绝不只在上海发生过。一二线城市楼市价格疯涨,实质上已经遏制了其它实体经济的发展。不久前,即有广东某老板关闭工厂买房,并后悔“不幸的是没买更多”。所以,因城施策的楼市调控势在必行,而要实现理想的调控预期,在政策技术性上做足文章实属必要。只是,调控往往催生离婚潮,让人不得不思考:相关政策在技术性考量之外,是不是也应该观照到文化价值取向。
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即有明确规定: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及至1980年的《婚姻法》,仍保留有“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条款,此后《婚姻法》经过修订,而该条款始终位列法律条文之中。尽管基于国人的某些传统,这一法定条款在现实中落实得不尽人意,但《婚姻法》以此表达了婚姻的神圣意义和价值取向。应该说,现代人类社会将婚姻家庭视作一种神圣的制度,并得到各国相关法律的呼应与保护,从而促进家庭幸福和提升生活质量与道德水准。
有一种说法:爱情是有保鲜期的,婚姻是有保质期的。而保质婚姻的两味“防腐剂”,一个是感情,一个是财产。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婚姻家庭的感情也好,财产也罢,都经历了急剧解构,婚姻中的财产公证、约定、协议、证明,成了最富市场经济色彩的契约领域,以至于婚姻家庭被称为“最小的合伙制股份公司”。经济总量的不断壮大和居民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并没有拉动道德领域一并增长,相反,利益最大化概念以无孔不入的姿态渗透进婚姻家庭。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离婚人数以年均7%的速度逐年上升。
这种情势下,包括房地产调控的相关政策,就不能只专注于工具性和技术性,还应该有社会文化价值尤其是兼顾婚姻道德的考量。譬如,在一些地方的保障房配租政策中,即有离婚两年内不得申请的限制。当今的商业社会已经是过于功利化的空间,其本身已使世事变得人情干瘪,如果相关政策不能兼顾到文化价值考量,即便技术性效果良好,恐也将进一步摧毁脆弱的道德防线。事实上,有关政策兼顾技术性与文化价值,虽考验政策智慧,却也不是不能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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