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形象描述未来增长走势,给出了L型、U型、V型乃至于I型和倒L型等多种运行形态。今年5月,人民日报刊发了对“权威人士”的访谈,其中对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现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没了人口红利,但其他一些红利正在显现
未来一个时期,作为仍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仍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在动力。不可否认,我国的人口红利的确渐行渐远,但我国的教育红利却正在显现。一个时期以来高等学校培养了大批学生,高素质劳动力快速增长,明显改善了我国人力资源的质量。随着人力资本质量快速提升和资本累积持续扩大,我国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已达到2.2%,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近年来我国工业的确出现增长放缓,但服务业却在持续较快增长,占比升至56%;投资增速明显回落,消费持续增长,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6年上半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已达到73.4%;未来经济增长水平将进一步由第三产业和消费主导,经济增长动能正在转换。从区域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一带一路”开发将带来数万亿投资需求;中西部、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将形成不断增长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我国改革正在持续深入地推进,将有助于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推动经济走向良性增长。
未来五至十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可达6%以上
城市化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持续大规模地进入城市,带来了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和住宅的投资需求和不断改善的居民消费需求。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来看,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6.1%,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连40%都不到,未来城镇化发展空间依然不小。目前我国人均GDP才约8000美元,而美国已达到50000美元以上。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速由两位数下台阶降至中高速水平,往往伴随着城市化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和人均GDP已进入高收入行列。我国的两个近邻日本和韩国即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GDP增速由两位数降至中速增长时,其城市化率已达约78%,人均GDP已达2.5万美元左右,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本世纪初,韩国GDP增速由两位数降至中高速增长时,城市化率达到约80%,人均GDP也达到1.1万美元的较高水平。
可见,在当前城镇化水平和人均GDP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由于存在持续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很难持续大幅度回落至较低水平。经综合测算,未来五至十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可达6%以上。当然,任何事物都有惯性,矫枉需避免过正。针对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重和为了保持未来经济平稳增长,有必要持续开展有力度的逆周期宏观调控。
逆周期宏观调控见成效,经济运行呈现趋稳迹象
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出现转向,运用四大政策开展了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更加积极。2015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2.3%,2016年目标为3%,而2012年仅为1.6%。财政政策增大了结构性调整的支持力度,加快支出步伐。投资政策方面,推进了一大批基建项目,发展城市群内和群之间的交通设施建设,计划建设1000个特色小镇,持续推动上万亿PPP项目落地。房地产政策全面松绑,推出了“两个9·30”和“一个3·30”政策调整,持续放宽需求端较为严格的限购限贷政策,促进销售回暖和投资反弹。货币政策向着稳健偏松方向调整,迄今为止实施了六次降准和六次降息,推动利率水平持续下降,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状态。
在宏观组合政策逆周期的持续和有力调控下,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呈现出一系列趋稳迹象,走出了与前两年明显不同的态势。在工业方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稳增长,连续四个月运行在6—6.2%区间;工业企业利润改变了持续回落态势,出现了正增长;工业用电量持续3个月增长提速,重工业和轻工业用电量持续5个月正增长。非制造业PMI持续保持在荣枯线上较高水平运行;消费稳中有升,保持在10%以上增长;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上升,货运量增速升至6%,物流状况的改善反映经济活跃程度提升。从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的运行态势看,产能过剩治理已有初步成果。与近年来持续存在的较大工业通缩压力不同,今年以来,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和我国需求改善的推动下,PPI降幅连续七个月收窄;尽管目前仍为负值,但年内有可能升为零或正值,表明工业通缩压力明显减弱。
有些担忧大可不必,有些风险需要防范
关于金融支持力度。近来人们比较担忧金融支持力度减弱,即信贷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其实大可不必。鉴于今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力度加大,可能会达到5.5万亿以上,前七个月已经达3.7万多亿。由于债务置换后,银行相关的信贷转变为债券投资,银行的信贷额度被相应释放,进而又进行了新的投放。因此,事实上债务置换后银行向经济体进行的融资明显增加了。只是由于地方政府债务不计入社会融资规模之中,因此在后者的统计中没被显示出来。经过置换之后,地方政府及其相应的融资平台的还本付息压力明显减轻,从而有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明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仍可能以不低于今年的规模进行,其产生的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关于民间投资增速急剧回落。毋庸置疑,经济体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妨碍未来经济平稳增长。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民间投资增速急剧回落。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60%多些的比重,它的大幅走低必然拖累投资增长,而投资又是当前稳增长的关键因素。对未来增长信心不足,中长期投资风险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以及融资成本偏高都是民间投资继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其中,去年8月11日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和一篮子货币都大幅度贬值,可能是形成决定性影响的重要因素。人民币较短时间内大幅度贬值和贬值预期上升,产生了日益增长的中长期人民币资产投资的避险需求以及预防性需求,促使民间投资步伐大幅度放缓。因此,当前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颠覆人民币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传统思维,清醒地认识到,稳投资首先需要稳汇率。短期内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外部坏境的变化,尤其是美联储加息。美联储加息仍可能带来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压力,形成新的人民币贬值预期,进而影响境内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抑制投资增长,带来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
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体的深层次问题,未来改革和调控两手都要硬,应该两不误。两者既不能相互混淆,也不能相互替代;而应该各司其职,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改革深化有助于促进经济中长期平稳增长;而调控到位,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有助于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进。
风物长宜放眼量。当前必须客观和清醒地看到所存在的深层次和复杂的问题,但切不可一叶障目。未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经济体拥有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增长潜力,而“十三五”规划又明确了增长波动的底线,我国经济应该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那种认为未来经济增长会自由落体般下行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这种过于悲观的观点既不符合经济学常识,也与市场运行规律相去甚远。综合现有情况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很可能正在运行L型拐点,即未来几年经济增速有可能改变明显下行态势,逐渐转向波动中横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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