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业是国家政策鼓励的新型业态。国办去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于今年年初推出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都对民宿业的发展予以肯定和支持。因此,国家政策层面对经营民宿业无任何障碍,但在具体操作中,地方政策法规的空白与滞后则严重束缚着行业发展的手脚。
在政府行政治理中,遭遇法规和政策空档期的事常有,“中央文件”与地方规定打架的事也并不鲜见,但广州民宿业面临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民宿的行业归类就令业界伤透脑筋。照理,它或可归于旅业,当地警方也这么认为,于是令业者办照;但业者若按此去办证照,却是处处碰壁,因为它不仅要跨越行业许可的门槛,且需面对消防、卫生等诸多繁琐手续,特别是广州近年来停办“临商证明”及“住改商”,这无疑将民宿业“合法合规”的出路彻底封死。
广州民宿业主要依托于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旧宅民居,其中不少属于文物保护范畴,本身便面临保护与生存的难题。发展民宿业既有市场需求,又能令古旧民居焕发青春,也为城市的旅游业增色平添活力,可以说是一举数得。然而,民宿业面临的“无证经营”风险无疑为这一刚刚兴起的产业兜头泼了盆冷水。
显然,如果一切都按行政部门的惯常思路,要“规范”,要“合法”,要“手续齐全”,那么,经营民宿业者无疑将被逼进死胡同。这不是说民宿业不需规范,不要监管,任由其乱象丛生或自生自灭,而是它的存在,本身确为当下的行业监管提出了挑战,甚至与现有政策规定相冲突。这不仅是民宿业面临的“生死难题”,也是当下许多新产业新业态都会遭遇的困境。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在“共享”“融合”的理念下,一些新型业态不仅完全异于旧有的经营模式,也打破了传统的时空和业态界线,在此背景下,若都按照传统的行政监管套路,未必都能行通。
其实,改革开放的实践本身就是对旧有政策法规的不断突破,因此,“政策松绑”和与时俱进也成为这些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以往,人们更多听到的是基层民众呼唤上面文件松绑,而像民宿业这样国家鼓励,但地方规定“顶牛”的现象,至少在一向领风气之先的珠三角并不多见。公开报道显示,全国有不少地方都为民宿业的发展出台了鼓励和规范文件,在此方面广州无疑是掉队了。
显然,在社会和产业形态不断变革出新的当下,对于民宿业遭遇的无照经营风险和发展困境,作为政府行政部门,实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公共服务是否也该“升级换代”,那种只想把暂时弄不明白的新东西都往旧政策框框套,合则放行,不合则禁的做法,实际也是一种懒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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