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受英国脱欧公投临近，全球金融风险上升的影响，美元继6月初非农数据公布后连续几日下跌之后，再次出现小幅上涨态势，美元指数从6月8日的阶段性低点93.5436反弹至6月13日。在此背景下，端午节期间离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指数在此下跌，创4个月以来新低。而就在此前的5月份，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6月加息预期升温，人民币对美元也一度单月累计贬值1.53%，创去年811汇改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毫无疑问，美联储加息路径的选择以及英国退欧等风险点仍是影响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最重要因素。从美联储加息路径选择来看，今年5月以来，美联储官员曾纷纷发表鹰派言论，4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甚至表示“美联储内部大多数官员都认同如果经济形势允许6月份加息是有可能的”，使得市场对于6月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骤然增加，美元指数也相应走强，从5月2日最低点92.6反转上行至6月2日的95.6，短短1月内便反弹3.19%。
然而，黯淡的美国就业情况中止了加息步伐。5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仅仅增加3.8万人，创下2010年9月以来最低值，这不仅使得6月加息几无可能，甚至如果情况没有好转，原本概率较大的7月加息恐怕也会推到9月。实际上，当前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半，企业利润逐步下降，制造业形势不被看好，非石油贸易逆差持续增加，制造业与出口难以承受过强美元。虽然前期就业数据好转，失业率降至4.7%低位，但劳动参与率降低。美国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房地产与金融，明显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承受过早加息。
此外，在笔者看来，短期内美元反弹也一定程度上透支了美联储加息预期，一旦美联储加息落地，美元也有很大概率走弱，而非走强。实际上，笔者通过梳理美联储历年来加息后的历史数据发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7次加息周期开启后，美元呈现出的是五次走弱，虽有两次走强，但此后一年美国经济都陷入衰退，美元暴跌。既然美国经济难以承受过快加息，5月美元升值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加息预期，因此，笔者预计9月加息落地并不必然导致美元走强。
同时，海外风险如英国退欧公投情况也将影响美元及人民币走势。尽管根据英国媒体的最近调查，2000名受访者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甚至高于留欧者。但对待英国脱欧，笔者始终认为，这是英国政治领导人缺乏政治担当的表现，考虑到英国人务实的作风，英国对待脱欧最大可能会向之前苏格兰公投一样做出留在欧元区理智的选择，发生退欧是小概率事件。但毫无疑问，当前市场表现并未对脱欧做出足够的准备，倘若黑天鹅事件发生，更大的金融风暴会接连而至。
从上述角度而言，笔者预计，今年美元指数在90-100之间震荡是大概率事件，突破100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诚如笔者所料，这对人民币汇率是个利好，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的压力降低，保持现有策略，稳定人民币汇率，且在美元出现贬值态势时，跟随美元兑一篮子货币适度贬值，适当释放前期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过多的压力，方是稳妥的选择。
实际上，强调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是总结去年811汇改以及岁末年初人民币两轮贬值的教训得出的。与当前面临的大环境类似，前两次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背景都是美联储加息临近，美元继续走强，而市场预期人民币对美元必然有大幅贬值压力。面对人民币大幅贬值引发的资本外流压力，决策层并未采取一次性贬值策略，通过稳定人民币汇率，甚至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才得以扭转预期，外汇储备下降过快的态势也得到改变。尽管5月外汇储备下降279亿美元，3个月来首次出现下降，但主要原因在于外储中非美元资产估值下降造成的，剔除这部分影响，5月实际基本流出可能200亿美元都不到。
更进一步，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也是经济企稳及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需要。一方面，当前中国实体经济运行困难，5月经济数据不容乐观，工业生产、消费仍然保持低位，一度拉动经济企稳的投资数据再度下滑，其中，民间投资增速更是下探至3.9%，显示受去产能与企业利润下滑的影响，私人部门活力持续下降。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曾是拉动经济企稳的主要力量，但5月投资新开工与房地产投资数据均出现拐点，加之早前权威人士对于宽松政策的批评，均加大了未来经济运行与政策走势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早前债券市场违约频发，使得投资者避险情绪的增加。在金融风险加大，经济企稳压力较大之时，今年避免股市、楼市、汇市、债市的风险传导非常重要。同时，考虑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运行的诸多矛盾，根源在于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加快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户籍改革等供给侧改革措施应对，稳定的外在环境，尤其是防止外汇市场存在大幅波动，并成为引发债市、楼市、股市风险的导火索，也是加快供给侧改革的需要。
此外，考虑到今年9月杭州G20峰会，以及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的较好机遇，在此背景下，短期内鼓励海外资本流入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同时维持汇率稳定仍是占优策略。从上述角度而言，今年确保汇率稳定仍是当务之急。毕竟避免人民币贬值预期有助于人民币加入SDR后提升国际地位，同时，也为防范金融动荡，为国内加速推动供给侧改革和经济企稳创造条件。
毫无疑问，美联储加息路径的选择以及英国退欧等风险点仍是影响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最重要因素。从美联储加息路径选择来看，今年5月以来，美联储官员曾纷纷发表鹰派言论，4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甚至表示“美联储内部大多数官员都认同如果经济形势允许6月份加息是有可能的”，使得市场对于6月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骤然增加，美元指数也相应走强，从5月2日最低点92.6反转上行至6月2日的95.6，短短1月内便反弹3.19%。
然而，黯淡的美国就业情况中止了加息步伐。5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仅仅增加3.8万人，创下2010年9月以来最低值，这不仅使得6月加息几无可能，甚至如果情况没有好转，原本概率较大的7月加息恐怕也会推到9月。实际上，当前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半，企业利润逐步下降，制造业形势不被看好，非石油贸易逆差持续增加，制造业与出口难以承受过强美元。虽然前期就业数据好转，失业率降至4.7%低位，但劳动参与率降低。美国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房地产与金融，明显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承受过早加息。
此外，在笔者看来，短期内美元反弹也一定程度上透支了美联储加息预期，一旦美联储加息落地，美元也有很大概率走弱，而非走强。实际上，笔者通过梳理美联储历年来加息后的历史数据发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7次加息周期开启后，美元呈现出的是五次走弱，虽有两次走强，但此后一年美国经济都陷入衰退，美元暴跌。既然美国经济难以承受过快加息，5月美元升值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加息预期，因此，笔者预计9月加息落地并不必然导致美元走强。
同时，海外风险如英国退欧公投情况也将影响美元及人民币走势。尽管根据英国媒体的最近调查，2000名受访者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甚至高于留欧者。但对待英国脱欧，笔者始终认为，这是英国政治领导人缺乏政治担当的表现，考虑到英国人务实的作风，英国对待脱欧最大可能会向之前苏格兰公投一样做出留在欧元区理智的选择，发生退欧是小概率事件。但毫无疑问，当前市场表现并未对脱欧做出足够的准备，倘若黑天鹅事件发生，更大的金融风暴会接连而至。
从上述角度而言，笔者预计，今年美元指数在90-100之间震荡是大概率事件，突破100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诚如笔者所料，这对人民币汇率是个利好，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的压力降低，保持现有策略，稳定人民币汇率，且在美元出现贬值态势时，跟随美元兑一篮子货币适度贬值，适当释放前期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过多的压力，方是稳妥的选择。
实际上，强调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是总结去年811汇改以及岁末年初人民币两轮贬值的教训得出的。与当前面临的大环境类似，前两次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背景都是美联储加息临近，美元继续走强，而市场预期人民币对美元必然有大幅贬值压力。面对人民币大幅贬值引发的资本外流压力，决策层并未采取一次性贬值策略，通过稳定人民币汇率，甚至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才得以扭转预期，外汇储备下降过快的态势也得到改变。尽管5月外汇储备下降279亿美元，3个月来首次出现下降，但主要原因在于外储中非美元资产估值下降造成的，剔除这部分影响，5月实际基本流出可能200亿美元都不到。
更进一步，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也是经济企稳及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需要。一方面，当前中国实体经济运行困难，5月经济数据不容乐观，工业生产、消费仍然保持低位，一度拉动经济企稳的投资数据再度下滑，其中，民间投资增速更是下探至3.9%，显示受去产能与企业利润下滑的影响，私人部门活力持续下降。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曾是拉动经济企稳的主要力量，但5月投资新开工与房地产投资数据均出现拐点，加之早前权威人士对于宽松政策的批评，均加大了未来经济运行与政策走势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早前债券市场违约频发，使得投资者避险情绪的增加。在金融风险加大，经济企稳压力较大之时，今年避免股市、楼市、汇市、债市的风险传导非常重要。同时，考虑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运行的诸多矛盾，根源在于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加快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户籍改革等供给侧改革措施应对，稳定的外在环境，尤其是防止外汇市场存在大幅波动，并成为引发债市、楼市、股市风险的导火索，也是加快供给侧改革的需要。
此外，考虑到今年9月杭州G20峰会，以及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的较好机遇，在此背景下，短期内鼓励海外资本流入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同时维持汇率稳定仍是占优策略。从上述角度而言，今年确保汇率稳定仍是当务之急。毕竟避免人民币贬值预期有助于人民币加入SDR后提升国际地位，同时，也为防范金融动荡，为国内加速推动供给侧改革和经济企稳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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