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底特律到温州：中国对“破产”保护准备好了吗？

　　2009年，美国政府不惜血本救银行，却放弃了被视为“美国工业象征”的汽车业。当年，底特律汽车巨头克莱斯勒、通用相继申请破产保护，美国两大车轮停转。

　　不少人因此哀叹，美国汽车城底特律没落了，美国汽车工业的荣耀辉煌不再。

　　但是，通用只用了创纪录的40天，就走出了破产保护；16个月之后，通用汽车正式回归纽约证券交易所，IPO规模达到创美国纪录的201亿美元；2015年，通用汽车全年净利润97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对大多数中国百姓而言，底特律和通用是有关“破产保护”的第一堂课。至今，对于“破产保护”和“破产”，很多人仍然模模糊糊地划着等号。

　　破产保护：中国准备好了吗？

　　三年处置345户僵尸企业，这是中国当前央企改革的沉重任务。

　　5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立足以改革促发展，坚持企业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央企“瘦身健体”、提质增效。

　　5月20日，中国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表示，国资委初步考虑用三年时间完成处置345户“僵尸企业”，加快重组整合和市场出清。

　　破产保护、破产重整，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需要一次用市场方式解决‘僵尸企业’的启蒙，从理念、方式、手段、程序上，实现从行政方式向市场方式转型。”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记者表示。

　　周放生认为，在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形势下，解决“僵尸企业”、困境企业问题，应该“加减法”并行：一是用加法，即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红权改革等；二是用减法，通过《企业破产法》以市场化方式去产能，依法处理大量“僵尸企业”，不能再用行政方式救助。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破产与重组中心主任李曙光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对“僵尸企业”应该进行分类，一企一策，“该清算的清算，该破产重整的重整”。

　　关于破产保护的“温州样本”

　　需要破产重整的，不仅是国有“巨无霸”。当前，中国私营企业已达1990余万户，个体工商户突破5500万户，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近3亿人。如何充分激发数量巨大的民营企业活力，以市场化方式处置清理大量“僵尸企业”迫在眉睫。

　　在中国，走在民营经济最前面的温州，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破产保护、重整重生的一个样本。

　　2011年下半年民间借贷局部金融风波爆发后，一度“满城都放高利贷、买房造房都疯狂”的温州，资金链条断裂、经济停摆，民营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担保，使大量企业陷入困境。

　　温州破产管理人协会名誉会长、知名破产清算律师周光对记者表示，2011年是温州人的一个“黑暗年份”，那一年温州发生了民间借贷风波，老板失联跑路，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跳楼自杀。

　　2011年到2012年，温州发生了34起企业家跳楼事件，令人痛心。部分企业因资不抵债而停止经营或濒临停产，形成了一批“僵尸企业”，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

　　“尽快清理这些企业，依法破产清算，能救活的就按照市场化手段重新找投资方，救不活的就放弃。”这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温州的共识。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建新，是温州民营企业破产重整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对记者表示，破除破产理念障碍，起步艰难：企业主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愿主动申请破产；银行则大多有企业抵押或担保，不愿费劲申请企业破产；法院工作人员也有畏难情绪，“破产案件办理时间很长，办一件破产案件的时间，其他普通的诉讼案件，几十件、上百件都办掉了”。

　　为了破除破产理念障碍，温州上下一起，大力宣传破产保护功能。通过发布浙江省首份破产审判白皮书、安排院庭长、破产管理人代表参加访谈等方式，温州不断加大对破产审判的正面宣传力度。

　　与宣传相比，真实的案例更有说服力：2011年9月，欠债出走美国之后回国的当地著名企业家、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在信泰集团案件破产重整成功后现身说法，说出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口号：与其跑路，不如申请破产保护。

　　对此，温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总结了四句话：企业担一点，银行让一点，政府帮一点，司法快一点。“僵尸企业处置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具体处理时各方要利益共进退。”

　　海鹤药业，是温州破产重整的一个成功样本。

　　海鹤药业前身是创办于清康熙九年的叶同仁堂，这家拥有340多年历史的制药企业在温州家喻户晓。直到今天，很多在国外生活多年的温州侨胞，回来后总得大包小包买上不少海鹤药业生产的左金丸、小儿肠胃康带走。

　　2011年，海鹤药业法人代表涉及巨额民间借贷无法偿还导致资金链断裂，尽管其主营业务依然盈利，但因债务压力过大导致经营难以为继，最终在债权人的压力下申请破产。当时，企业的帐户里只剩下2万元人民币，而债权人有100多号，债务超过3亿元，其中银行债务超过1亿元。

　　这是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可能重生的企业。

　　但是，海鹤药业通过申请破产重整，将无形资产分离出来单独打包拍卖。最终，海鹤药业的51个药准字批文成功吸引了来自北京的战略投资方。当时担任海鹤药业破产管理人的周光，通过“债转股”的模式，把老债务与企业新的生产经营划分开，这样一来，按债权人会议决议设定优先权的普通债权均得到100%的清偿；普通债权(社会借款)受偿率达到7.64%，比直接破产清算高3个百分点；银行作为最大债权人的7000万元本金已收回6000万元。目前，破产重整、走向重生的海鹤药业生产规模已经超过了过去。

　　徐建新表示，2013年至2015年，温州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554件，审结425件，分别占全省的43.79%和53.59%。通过破产促成海鹤药业、中城建设集团等一批温州本土龙头企业成功重整，盘活土地1888亩、厂房111.47万平方米，安置企业职工1万多人，清理企业债权债务166.79亿元人民币，化解不良资产80.21亿元。

　　“与其跑路，不如申请破产保护”，成为温州老板中的一句流行语。

　　“温州经验”如何走出温州？

　　但是，产自“试验田”的温州经验，还很难走出温州。

　　中城集团曾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242位，是温州最大的建筑企业，也是浙江省少数几家具有特级资质的建筑企业，企业破产前年产值达到80亿元人民币。但在2011开始的民间借贷风波中，中城集团因为企业互保、房地产低迷等原因，负债累累，债权工程达到几百亿元，分布全国的50多个在建工地停工，两万多农民工等待安置。

　　通过破产重整，干了十几年建筑业的现任中城集团董事长汪一新接手了中城集团。他看中的，就是中城集团这个“走到国际上都拿得出手”的特级资质。

　　但是汪一新没想到，中城如今“几乎走不出温州”：虽然已是甩脱债务、破产重整后的新企业，但旧中城集团的信贷不良记录、税务记录仍然记在新企业头上，企业想要到温州之外参与投标，由于过去不良信用记录，不但要多交不少保证金，还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一切只能靠股东自有资金。

　　尽管温州各级政府部门已经有成熟的机制，能够帮助破产重整后的新企业解除后顾之忧，但这些“特事特办”的做法，在温州之外，却无法很好对接。

　　徐建新对记者表示，由于历史原因，重整企业在相关商业银行的企业信贷登记以及在央行征信中心的信用记录均为不良。若不能及时做好银行信用修复，将导致重整企业在后续重整计划中无法开具大额保函、办理贷款等，进而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并对重整计划的成功执行产生重大影响。实践中，法院经常与银行金融机构就此问题进行沟通，但大多由于所欠债务尚未偿还完毕而难有结果。

　　专家建议，“温州经验”要走出温州，还要从中长期着眼：一是研究建立国家破产管理局，在破产过程中负责协调各个政府部门，监督破产重整过程和破产管理人履职等；二是在《破产法》中增加预重整制度，使得破产企业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各利益相关方已就破产重组方案达成一致；三是建立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和银行间授信监控平台，建立针对破产重组成功企业的信用修复机制，使符合标准的企业不再被纳入金融和税务系统的黑名单中，实现企业信用重建；四是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占用信贷等宝贵资源，抬高企业杠杆率，加剧产能过剩，侵害债权人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限制了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李曙光对记者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在于提供市场化的制度供给，下一步，为了更好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中国经济更健康发展，建立一个有信用的市场经济，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破产法非常重要、非常关键，是治愈当前产能过剩顽疾的一剂治本良方。

返回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