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论乍起的时候,我们写过一篇社论,很不幸的是,当时这个悲观预测已经成为现实。但通过梳理与总结可以发现,这样的终局当中,环境维权的各方都是输家。
环境维权事件高度依赖于媒体,常州毒地风波最早由央视揭露,时至今日,大凡有点追求的媒体,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采访报道。这些媒体报道持续了很强烈的舆论热度,即使在国家调查组进驻后也在高位维持,然而这都没什么用,舆论对于推动实质性行动并无成果。
应该说,媒体是尽力了。常外舆论持续的强度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为厦门PX事件之后所少见。媒体揭露了常州毒地37年的复杂演变,却在积重难返的现实困境下无所寸进。揭露不等于改变,实在是因为环境问题所牵扯到的政府,也陷入了上下交错的困局。
概括来说,这个困局包括但不限于:如果地方要一路追查下去,涉及到算历史账、发展账与人事账,不仅算不清,震荡也难以预料;如果上级督促地方这么做,一揽子解决环境污染,自身也会卷入其中,很难全身而退。所以,与其开启问责的大门,不如关上它更省事。
常州政府对毒地是不否认存在的,它否认的是毒地所造成的污染,而依据就是比国际标准更低的国标。利用标准间的落差,来否认常外部分家长提出的声讨,也堵死搬迁学校的诉求。也就是说,官民在事实层面上一开始就是背道而驰,更不要说建立共识与协商解决。
地方政府在扛住了最初的舆论压力后,转而沉默,将矛盾转移给上级政府,从而将省与国家政府信誉拉入这场环境事件中。常外家长对常州不信任,但是对国家调查组抱有希望。所以,当模棱两可的调查结果一宣布,家长们再无念想,始终坚持的信仰分崩离析。
有媒体报道说,国家调查组公布结果的当晚,就有家长下决心给孩子办理转学,也有家长转而坚定了移民的决心——而在此之前,家长们认为移民都是“有伤民族自豪感”的事情。但调查结果近似为常州背书,家长们的国家观、民族观受到了不可修复的打击。
通过媒体揭露,施压地方政府,引入中央政府介入,督促地方采取实际动作,从而回应诉求,解决毒地问题。这是常外家长们原本设计好的行动路线,若要这一路线成立,需要诸多信仰环环相扣,比如“再坏也不会毒害孩子”、“国家会主持正义”。事实上,家长们太乐观了。
就此,一个认知正在被强化:在许多环境污染事件中,人们习惯于归咎为地方单方面追求政绩,是违背上级意愿的胡乱作为,但现在,人们会觉得这样的恶性事件中没有问责,没有监督,上下是一体的。正像常州毒地风波那样,事实发展佐证了这种认知。
常州毒地风波还给人一个印象,无论是上级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甚至是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害者,都在共享一个问题清单,没有对话,解决方案荡然无存。逐渐地,人们不再从外部寻找出路,而是反求诸己,比如移民。类似事件太多,对政府、法治等的信任与信仰,就会打上死结。
总之,社会人心从常州毒地事件中吸取的不是乐观与信念,而是认识到无法选择,不得不与污染一同生活,不断被提醒着信仰的那些东西在消失不见,这让人心焦又无奈。有家长说,最痛心的莫过于孩子们过早看见黑暗面。如此,环境问题伴随信仰问题又被往后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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