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军：经济寒冬下如何把握改革尺度？

　　对于在经济严冬之下强调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即使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政策重点，市场人士也有着很大分歧。他们的担心在于，如果中国在经济严冬之下仍然首推供给侧改革，可能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短期风险——经济失速、通缩加剧、债务问题恶化、系统性金融风险浮现，再加上失业加剧，如果这些问题同时出现并恶化，中国可能会难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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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16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显示出经济转型期隐藏的巨大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发出过警告，今后五年中国将面临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和来自自然界的五大风险，这些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而很可能相互交织形成“风险综合体”，“若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而且，中国的机会不多，“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

　　从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看，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处在比2015年更冷的寒冬之中，这对中国的宏观政策能力将形成特别的挑战。特别之处在于，中国要实现方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多重发展目标，如稳定增长与经济转型的平衡，是供给侧重要还是需求侧重要，调结构带来的失业与就业问题，稳定汇率与加大金融改革的平衡。要解决多种问题，既需要中国有系统的解决办法，而且还要拿捏好政策尺度。

　　对于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国内分歧最大的就是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路径选择。决策层已有定论，习近平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得不迈过的坎，是不得不闯过的关。显示高层已下决心背水一战，以改革来过经济寒冬。不过对此问题，国内外都存在很大的分歧。

　　有国内学者认为（如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目前国内宏观环境动荡，相比于“供给侧改革”，需求端的管理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紧迫。过去的经验表明，需求端管理是供给侧改革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对稳定市场的经济增长和通缩预期至关重要。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增强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降低政策风险溢价。否则，波动过大的宏观环境可能拖累结构性改革，甚至倒逼改革走回头路。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日前也撰文对中国强调供给侧改革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看，在经济发展初期，如果就业充分，就在供给侧采取措施；如果需求不足，提高供给效率只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利用不足。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要避免陷入过于强调事后的供给侧政策的陷阱。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与美国过去的产能过剩类似，如果毫不犹豫地终止产能供给会导致失业，会造成更多问题。面对宏观的通货紧缩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比供给侧调整更好的方法是积极地扩大需求，以减缓中国的通缩压力。如果过于强调供给侧改革而忽视需求侧，这样的建议是幼稚的。

　　不难看到，对于在经济严冬之下强调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即使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政策重点，市场人士也有着很大分歧。他们的担心在于，如果中国在经济严冬之下仍然首推供给侧改革，可能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短期风险——经济失速、通缩加剧、债务问题恶化、系统性金融风险浮现，再加上失业加剧，如果这些问题同时出现并恶化，中国可能会难以招架。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日前表示，从去年以来延续至今的一系列金融市场动荡，与其说是做空力量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中国金融改革没有完成的原因，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缺点造成了现在的困境。陈功认为，国内严重低估了金融市场开放后可能出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曾以为自己有能力、有人才、有资源，可以应付和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但实际情况是风险问题丛生，而且当金融问题涉及境内外两个市场时，其中的问题我们根本应付不来。

　　经济严冬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政府和市场都不再拥有经济高增长时的资源和市场环境，此时的宏观政策一定要注意平衡和稳定，要把握改革与发展的尺度，要设定以稳健为核心的政策目标，既要推动供给侧改革，又要关注扩大需求侧的既有政策。这时候最让市场担心的，就是政策变动上的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政府仍然控制着主要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过大的调整意味着整个政策系统和经济系统的一次重大变轨。

　　经济严冬之下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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