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波动未反映经济复苏 结构性改革成第三方案

　　2月26日~2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接任2016年G20主席国后召开的首个高级别会议。本次会议从财金渠道为G20杭州峰会做准备，围绕全球经济形势、增长框架、各国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治理等话题展开讨论。此次会议，G20财长和行长对于各自以及共同使用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等政策高度关注并达成共识。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周六（2月27日）在上海闭幕。在会后发布的公报中，与会者判断，全球经济形势继续复苏但并不均衡，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

　　会议召开前，仍在剧烈震荡的全球市场对于本次会议有着众多期待，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各国可以联手应对当前不稳定的市场。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讨论之后认为，近期市场的过度波动与全球经济基本面温和复苏的状况并不相符。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国际经济学者郑联盛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国政策诉求存在分歧，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政策协同，但仍有义务承担共同的责任。

　　除了货币、财政政策，本次会议还对第三种选择——“结构性改革”特别关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深化结构性改革。他判断，“中国（结构性改革）可能产生的效果是比较大的”。

　　市场波动未反映经济复苏

　　与3个月前G20领导人峰会发布的公报相比，本次会议对全球经济的整体判断相对悲观，公报表现出“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

　　虽然两次会议相隔时间并不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国际市场出现了大幅波动，原油价格暴涨暴跌，主要经济体股市巨幅下行小幅反弹，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显著贬值，急速上升的避险情绪推高了黄金价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此次会议前表示，在经济极度脆弱的背景下，主要国家必须合作拿出“大胆的”应急措施，以提振经济增长并遏制风险。

　　此外，包括美林银行在内的一些机构甚至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威胁，与1985年以前非常相似，因此需要各国政府达成一份新的广场协议。

　　对于这样的提议，中、美、日财长在会前就予以否定。公报也提出，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在会后举行的发布会上，楼继伟特别强调“这是我们在G20财金渠道达成的基本共识”。

　　财政政策发力不够？

　　本次会议召开前，美元处在加息通道，日本突然实施负利率，欧盟决定延长量化宽松——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早已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市场期待本次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可以就政策协调取得突破。

　　针对这一问题，公报谨慎地表示，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来增强信心，维护和增进复苏。

　　郑联盛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各国的政策诉求不一致，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共识。即便是在美元加息以前，各国已经进行了政策协商，但协商的有效性有限。

　　市场的另一个疑问是：在讨论经济政策时，货币政策似乎总是主角，各国在财政政策方面发力不够。

　　楼继伟介绍，大家一致同意，货币政策将继续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价格稳定。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可能还要继续保持适度宽松，尽管大家也认识到，它的作用还是代替不了财政政策。

　　花旗银行近日发布的报告表示，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货币政策必须得到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但当前的世界并未准备好，无论是机制上、政治上还是其他方面来看。

　　“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楼继伟说。

　　不过，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G20会议期间却表示，“债务融资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极限，因此，我们不同意一些国家建议的财政刺激方案……不改革就没有任何捷径。”

　　郑联盛介绍，财政政策需要花纳税人的钱，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就需要扩大财政收入，采用增加税负的方式，这在一些国家有很大阻力。

　　中国结构性改革效果较好

　　在货币、财政政策之外，本次会议提出了第三种选择，即结构性改革。

　　楼继伟介绍，对于没有能力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家，大家的共识是，这样的国家一定要加快结构性改革。

　　在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上，楼继伟以德国为例来证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德国经济表现出较强韧性，这得益于德国长期以来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要素配置不断优化，创新得到有效激励，增强了本国核心竞争力。

　　楼继伟介绍，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甚至达成了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的方向；同时，与会者认为各国国情不同，结构性改革效果也会不一样。

　　自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至今，全世界都在担心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能否成功，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会不会硬着陆。

　　郑联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前不久的达沃斯会议上出现了很多唱空中国的声音，利用G20这样的国际性会议，增加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对于引导和稳定预期有着积极的作用。

　　楼继伟表示，由于中国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比较大，矫正这些扭曲带来的增长效果也比较大，所以结构性改革可能产生的效果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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