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上海会议将就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绿色金融和气候资金以及反恐融资等议题进行讨论。
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走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出现明显分化,后续各国政策如何协调、合作,以促进全球经济更好增长等问题显得更为迫切。中国作为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首场财长和行长会议中,中国将扮演的角色也颇值得期待。
日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介绍G20峰会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G20会议有重要指示,要求本次G20峰会针对当前世界的突出问题加强政策的协调、沟通,特别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沟通,努力形成共识,并向世界传递明确的积极信号。
区别于此前峰会更多集中在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应对上,此次峰会中国政府试图重点推进“结构性改革”议题的讨论。
2月26日上午,作为上海财长和行长会议的配套活动,将举行“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邀请部分G20各国财长以及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会。
研讨会将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结构性挑战,在借鉴部分成员国各自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国别经验基础上,为推动G20成员国深化结构性改革凝聚共识。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黄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一直有五年发展规划,习惯于从长期视角来考虑经济问题。另外,G20组织体系下有“增长框架工作组”,每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会设有一些目标、方式、方法、步骤等,在这个工作组中,各国可分享各自经验。中国主推结构性改革,在于峰会也不能总是在危机应对上打转,需要有一些更长远的安排。
中国国内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属于这个范畴。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财长行长会议将致力于结构性改革的讨论,得出一些共性的原则,来方便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各国财政的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但是财政牵涉到国内诸多利益主体,改革落地也颇为困难。很多国家财政举债很多,财政难以维系,最后往往采用宽松货币政策加以配合,导致各国货币纷纷贬值,进而陷入到“债务-通缩”的循环。
孙立坚进一步指出,债务率过高的国家,应该通过财政政策的紧缩来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性,比如日本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弥补政府债务黑洞是可取的。相应地,债务率相对偏低的国家,可以通过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促进需求的扩张,像中国和德国。
结构性改革会带来短期收缩效应。央行副行长易纲日前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表示,国际经验显示,进行结构性改革会带来经济下行压力,甚至陷入到“债务-通缩”的陷阱。像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就需要适度扩张的总需求政策加以配合,其中财政政策应该起到主场作用,货币政策应维持稳健,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带来资产泡沫和人民币的贬值。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各国面临的现状不同,结构性改革的命题也不同。要通过结构性改革达成共识面临不少困难,但若能达成共识,会对后续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和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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