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因素利好 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稳定器”

　　尽管去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却稳中有升，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落实，智能消费、绿色消费、服务消费、品质消费、便利安全消费等市场热点将进一步发展，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来自商务部的消息显示，从除夕到正月初六的春节黄金周，我国零售和餐饮业实现销售额7540亿元，同比增长11.2%。在分析人士看来，这是一个“没有水分”的增长，也从侧面反映出内需市场的巨大规模，以及正在不断升级中的居民消费潜力的真实表现。在全球经济继续寻底的情况下，消费能否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呢？

　　平安证券分析师刘天硕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外部需求萎靡、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好这个优势，利用好巨大的内需市场，需要在供给侧与需求侧做更多努力。”

　　尽管去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却稳中有升。据统计，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表明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经济增长放缓、资产价格波动的背景下，中国的消费（包括部分可选消费）依然呈现出较稳健的增长势头。一方面，虽然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2011年的14.2%大幅放缓至2015年的6.3%，但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速保持在10.5%。另一方面，梁红认为，尽管企业盈利能力显著弱化，但一些通常被认为具有较强“周期性”的家庭支出仍出现稳健的销售增长，如住宅、汽车、旅游等。“诚然，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增加，但近年来一些有利的宏观因素为经济放缓下的消费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在梁红看来，首先是收入分配近年向居民部门倾斜，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可观。中金公司认为，可支配收入平稳增长的原因包括：企业部门、尤其是能源与银行部门的收入下降为居民部门让利，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对工资的增长有所支撑，实施了新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以及持续的城镇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另外，政府对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也显著增加。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迅速增加。2015年，“政府的民生支出”达到GDP的10.8%。同时，这部分支出占居民总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上升了约8个百分点。这些政府支出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城乡社区事务的转移支付。

　　梁红表示，过去数年来，居民对消费品，包括一些大额消费品的购买力显著提高。2010年以来的货币供应减速大大降低了整体的通胀压力，而线上零售份额的急速扩大也全面降低了消费品的物流和交易成本。此外，在货币政策方面，梁红认为，更加宽松的消费信贷政策，包括按揭贷款政策，降低了居民耐用品消费的财务成本。

　　首次购房者的最高贷款比例提高到80%，且有效按揭贷款利率自2013年以来下调了超过200个基点。按照27万亿元的居民部门贷款余额计算（其中包括按揭贷款），利率下调200个基点每年将节省利息支出5400亿元，相当于GDP的0.8%。

　　“更重要的是，反腐减轻了很多与家庭大额支出项目相关的隐性交易成本，包括医疗、教育和行政成本。同时，一些‘奢侈品’价格的相应调整也使得它们的消费群体向中等收入阶层转移。”梁红认为，政府对一些消费类项目的补贴也有助于提振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的转移支付和众多消费品“成本”的下降对于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更为有效，而中低收入家庭有着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一结构的变化对整体消费量增速提供了支持。因此，消费的“增长点”可能会继续从奢侈品消费转向迎合中产阶层消费升级的商品和服务。

　　往前看，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外需增长继续探底的同时，中金公司预计，消费量的增长将表现得相对稳健。短期内，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相对于企业和政府部门可能会继续扩大。

　　当然，如果经济进一步放缓，并且资产价格（包括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加重通缩预期，消费者信心可能下降并拖累消费增长。因此，梁红认为，当下急需稳定市场对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从而在波动的市场环境下稳定消费者的信心。

　　“此外，政策仍有很大空间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包括降低社保费率，同时优化社保基金的配置以及提高社保基金的投资效率。”

　　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逐步落实，智能消费、绿色消费、服务消费、品质消费、便利安全消费等市场热点将进一步发展，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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