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呼唤超级央行 提高金融监管体制

　　中国“十三五”规划建议称将“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由此把改革目前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到了战略高度，也引发日益激烈的讨论。

　　早在三年前，笔者发表文章《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提出现有“一行三会”(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微博]和中国保监会)监管体系已不适应混业经营的金融发展新形势，有必要进行深入改革。而在今年7月股灾之后，笔者也明确表示，危机暴露出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缺乏协调，迫切需要改进。

　　对于现有金融监管框架的调整方式，目前学术界与政府决策层还没有统一意见。归纳下来，大致有以下三种途径：第一是强调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比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第二是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第三是仿效危机后国际上央行[微博]改革最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行，采取超级央行模式。

　　毫无疑问，上述三种途径，均是对现有制度的改进。从三种方案涉及到的利益重新分配、部门调整以及人员调整来看，三种方案依次从简入繁，对应的推进难度亦是从易到难。相比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方案。

　　原因在于，对于第一种方案，成立更高层面的监管机构，协调“一行三会”，笔者对其效果存疑。要知道，以往并非没有统筹协调监管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会”就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而2013年钱荒发生不久，国务院便批复了建立由人民银行[微博]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试图使之起到协调各方、防范风险的作用。

　　然而时至今日，“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仍主要是信息交流平台，意义有限。按此逻辑，如果仅是在机构松散的情况下将“一行三会”合并在大决策机构之下，各自内部利益与各部门目标不改变，激励机制没有形成，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施行又是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期待微观基础分散而决策机构进行专业性判断，帮助多方协调，难度颇大，亦有些理想化色彩。

　　对于第二种方案，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虽然上述监管可以满足“三会”之间的监管真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但央行与新成立的监管委员会如何协调更是未知，无法改变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困局，一旦危机发生，成本必然较高。

　　实际上，危机之后英国金融监管的改革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启迪。可以看到，危机之前，英国由金融服务局(FSA)对银行、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实施统一审慎监管，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英国思考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取消了FSA，改为以构建强有力的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架构。FSA前主席特纳勋爵更是在操刀改革时提到“在一个完美世界中，我宁愿希望我们能够在2005年或2006年的时候就完成这项改革”。

　　对于第三种方案，笔者认为，虽然其利益牵涉更深，部门调整、人员变动更多，但改革更为彻底，与国际化发展方向更为接近。一旦完成，可以深刻改革以往监管框架的弊端，帮助央行获得信息优势，降低最终贷款人的救助成本，并有助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实现。

　　当然，正如不少有益建议所提到的，“三会”纳入人民银行只是协调监管框架改革的一步。在笔者看来，未来监管协调机制应该遵循立体式改革模式，即从横向、纵向、立向三个方位进行协调改革，方能发挥作用。

　　具体来看，所谓横向，意味着集中监管权，“三会”并入央行，在现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所谓纵向，即为对现有“三会”投资者保护局合并，成立金融行为监管局，进行微观监管与投资者保护;所谓立向，即为修改中央、地方金融监管事权划分体制，对不跨省经营的各类准金融机构由省政府进行监管。

　　更进一步，在笔者看来，金融监管协调不应仅限于金融领域，未来国有企业是否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监管者能否做到“监管”而非“主管”，央行如何做好防止金融风险等，也关系到全国范围内的改革方案落地，如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财税改革，甚至从本质上来讲，涉及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国理念，远非简单机构合并便可万事无忧。

　　从长远来看，建立现代化的金融协调监管体制挑战重重。全国范围内的相关配套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不断探寻追求更加完善的监管框架基础上，只有多重改革协调推进，才能达到提升金融监管体制，确保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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