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两周开了很多会议，都是强度非常大的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6月14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媒体会上对中外记者表示。当天IMF工作人员结束了对中国的2017年第四条款磋商访问，并就初步讨论结果作出声明。
此次磋商紧紧围绕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转型展开，IMF还上调了中国2017年GDP增速的预测至6.7%（此前为6.6%）。利普顿告诉记者，在磋商过程中，改革的政策以及改革的速度是重点关注的议题。
对此，IMF给出的政策建议包括：经济更快地从依靠投资转向依靠消费；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实施更为可持续的宏观政策组合；继续收紧监管；处理非金融部门债务；进一步改善政策框架。
利普顿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防控金融风险工作予以肯定：“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应继续下去。”
改革仍需提速
IMF亚洲及太平洋部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尔率领的代表团于6月1日至14日访问了北京和兰州，开展了关于中国经济的年度第四条款磋商讨论。
代表团与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层官员、私营部门代表和学术界人士进行了讨论，就经济前景、改革进展和挑战以及政策应对措施交换了看法。
利普顿参加了最后的政策讨论，并会晤了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财政部长肖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等高层官员。他告诉记者，在磋商过程中，改革的政策以及改革的速度是重点关注的议题。
“中国继续转向更能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改革在广泛的领域取得进展。我们过去两周的讨论侧重于确保中国成功转型，这种转型对于中国人民和全球都至关重要。”利普顿表示。
在他看来，政策支持，特别是扩张型的信贷和公共投资，帮助中国保持了强劲增长。根据IMF工作人员的预测，中国的GDP在2017年将增长6.7%，2018~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6.4%。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开展深入的改革，改变当前依赖信贷主导的投资和债务的增长模式。
“中国当局充分认识到面临的挑战，已经采取了关键而可取的措施。目前正针对金融部门风险实施重要的监管措施。企业债务的增长在放缓，反映了重组和削减过剩产能方面的举措。房价高涨正逐步得到控制，过剩库存得到削减。地方政府借款框架正在改善，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蓝图已经公布。新企业的创建自2014年改革以来增长了两倍。数据缺陷问题已得到承认，提高数据可靠性的工作已在进行。”他称。
不过，利普顿依然强调，尽管近期一些风险已经消退，但改革仍需要取得更快进展，以应对当前经济发展轨迹可能最终导致急剧调整的风险。对此，IMF给出了上述包括实施更可持续的宏观政策组合、继续收紧监管在内的六点政策建议。
其中，更可持续的宏观政策组合应包括，更多聚焦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减少对量化目标的关注，逐步实施财政整顿，以及降低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减少非金融部门的债务的重点是增加损失确认，特别是对于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和僵尸企业。为了减少新增债务并提高其效率，需要削减预算外公共投资，并对国有企业实行预算硬约束。
金融去杠杆势在必行
金融去杠杆也是此次磋商的重要话题之一，IMF对此表示支持。
利普顿表示：“最近的重点是处理金融部门风险，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应继续下去，即使这会造成一些金融压力并减缓经济增长。”
他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现在中国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理财产品规模的快速扩张，银行及其他金融资产目前增长非常快，规模已数倍于当前的经济规模。这种快速的增长及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已经构成了风险，中国当局也已认识到了这种风险。几个月前，中国包括‘一行三会’在内的监管机构通力合作，加强了对金融业杠杆的监管，目的就是为了金融体系，包括银行及非银行金融部门更加安全。
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将“防范金融风险，抑制资产泡沫”作为经济金融工作的主旋律，实施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一行三会”相继出手，一系列强监管措施密集出台。央行从今年开始正式将银行表外理财纳入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监管。银监会在4月密集出台7条加强监管的文件，其中多条指向银行同业业务，旨在将金融系统空转套利的资金“挤回”实体经济。“一行三会”还在共同制定《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专门针对规避监管套利、限制自管产品杠杆、加强监管协调等方面。
利普顿说：“这些从紧的监管措施是我们所欢迎的，希望这些措施还能有进一步的指导机制，并出台金融系统自律机制。”
此外，金融部门的信贷外溢到家庭、公司等非金融部门也是一个问题。利普顿表示，非金融部门的信贷至今仍在快速增长，使得债务占GDP的比例大幅增加。尽管当局已经采取了一些努力减缓增速，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信贷还在不断发放。目前这个阶段，有必要收紧流动性，实施去杠杆的措施，这样才能降低风险。
截至目前，这场金融去杠杆已经出现成效。人民银行周三发布的最新信贷数据显示，广义货币M2增速已经逐渐放缓，2017年5月末同比增长9.6%，比上月末低0.9个百分点。央行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这主要是金融体系降低内部杠杆的反映。
5月末金融体系持有的M2仅增长0.7%，比整体M2增速低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金融部门持有的M2增长10.5%，比整体M2增速高0.9个百分点。
上述有关负责人指出，总的看，金融体系控制内部杠杆对于降低系统性风险、缩短资金链条有积极作用，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也没有造成大的影响。
期待汇率更加灵活
IMF去年就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予以肯定，利普顿此次评价了近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的举措，并继续期望人民币汇率未来更加灵活、市场化。
中国外汇管理中心今年5月表示，中国考虑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这主要是适应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缓解外汇市场可能存在的“羊群效应”。但也有市场人士质疑，此举减少了汇率的波动，是否与央行一直以来所承诺的提高汇率的弹性相悖？
在利普顿看来，这是中国货币当局为了防止不必要的波动，并维持汇率一定程度灵活性的举措，“我们欢迎中国能够继续引入更好的汇率方面的灵活性，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去决定汇率，我们相信中方当局也有和我们同样的目标，会继续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IMF此次磋商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开放等也提出了政策建议，货币政策框架在中期内应继续得到加强，措施包括逐步取消货币目标，恢复实行灵活汇率的进展，以及改善信息沟通。
“尽管中国的外部头寸依然略强于中期基本面对应的水平，对人民币的评估显示其币值与基本面大致相符。资本流动措施应透明和一致地加以运用。进一步放开资本账户应按合理顺序谨慎推进，辅以必要的配套改革，包括建立有效的货币政策框架，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以及增强汇率灵活性。”利普顿称。
此次磋商紧紧围绕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转型展开，IMF还上调了中国2017年GDP增速的预测至6.7%（此前为6.6%）。利普顿告诉记者，在磋商过程中，改革的政策以及改革的速度是重点关注的议题。
对此，IMF给出的政策建议包括：经济更快地从依靠投资转向依靠消费；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实施更为可持续的宏观政策组合；继续收紧监管；处理非金融部门债务；进一步改善政策框架。
利普顿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防控金融风险工作予以肯定：“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应继续下去。”
改革仍需提速
IMF亚洲及太平洋部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尔率领的代表团于6月1日至14日访问了北京和兰州，开展了关于中国经济的年度第四条款磋商讨论。
代表团与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层官员、私营部门代表和学术界人士进行了讨论，就经济前景、改革进展和挑战以及政策应对措施交换了看法。
利普顿参加了最后的政策讨论，并会晤了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财政部长肖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等高层官员。他告诉记者，在磋商过程中，改革的政策以及改革的速度是重点关注的议题。
“中国继续转向更能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改革在广泛的领域取得进展。我们过去两周的讨论侧重于确保中国成功转型，这种转型对于中国人民和全球都至关重要。”利普顿表示。
在他看来，政策支持，特别是扩张型的信贷和公共投资，帮助中国保持了强劲增长。根据IMF工作人员的预测，中国的GDP在2017年将增长6.7%，2018~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6.4%。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开展深入的改革，改变当前依赖信贷主导的投资和债务的增长模式。
“中国当局充分认识到面临的挑战，已经采取了关键而可取的措施。目前正针对金融部门风险实施重要的监管措施。企业债务的增长在放缓，反映了重组和削减过剩产能方面的举措。房价高涨正逐步得到控制，过剩库存得到削减。地方政府借款框架正在改善，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蓝图已经公布。新企业的创建自2014年改革以来增长了两倍。数据缺陷问题已得到承认，提高数据可靠性的工作已在进行。”他称。
不过，利普顿依然强调，尽管近期一些风险已经消退，但改革仍需要取得更快进展，以应对当前经济发展轨迹可能最终导致急剧调整的风险。对此，IMF给出了上述包括实施更可持续的宏观政策组合、继续收紧监管在内的六点政策建议。
其中，更可持续的宏观政策组合应包括，更多聚焦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减少对量化目标的关注，逐步实施财政整顿，以及降低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减少非金融部门的债务的重点是增加损失确认，特别是对于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和僵尸企业。为了减少新增债务并提高其效率，需要削减预算外公共投资，并对国有企业实行预算硬约束。
金融去杠杆势在必行
金融去杠杆也是此次磋商的重要话题之一，IMF对此表示支持。
利普顿表示：“最近的重点是处理金融部门风险，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应继续下去，即使这会造成一些金融压力并减缓经济增长。”
他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现在中国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理财产品规模的快速扩张，银行及其他金融资产目前增长非常快，规模已数倍于当前的经济规模。这种快速的增长及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已经构成了风险，中国当局也已认识到了这种风险。几个月前，中国包括‘一行三会’在内的监管机构通力合作，加强了对金融业杠杆的监管，目的就是为了金融体系，包括银行及非银行金融部门更加安全。
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将“防范金融风险，抑制资产泡沫”作为经济金融工作的主旋律，实施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一行三会”相继出手，一系列强监管措施密集出台。央行从今年开始正式将银行表外理财纳入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监管。银监会在4月密集出台7条加强监管的文件，其中多条指向银行同业业务，旨在将金融系统空转套利的资金“挤回”实体经济。“一行三会”还在共同制定《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专门针对规避监管套利、限制自管产品杠杆、加强监管协调等方面。
利普顿说：“这些从紧的监管措施是我们所欢迎的，希望这些措施还能有进一步的指导机制，并出台金融系统自律机制。”
此外，金融部门的信贷外溢到家庭、公司等非金融部门也是一个问题。利普顿表示，非金融部门的信贷至今仍在快速增长，使得债务占GDP的比例大幅增加。尽管当局已经采取了一些努力减缓增速，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信贷还在不断发放。目前这个阶段，有必要收紧流动性，实施去杠杆的措施，这样才能降低风险。
截至目前，这场金融去杠杆已经出现成效。人民银行周三发布的最新信贷数据显示，广义货币M2增速已经逐渐放缓，2017年5月末同比增长9.6%，比上月末低0.9个百分点。央行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这主要是金融体系降低内部杠杆的反映。
5月末金融体系持有的M2仅增长0.7%，比整体M2增速低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金融部门持有的M2增长10.5%，比整体M2增速高0.9个百分点。
上述有关负责人指出，总的看，金融体系控制内部杠杆对于降低系统性风险、缩短资金链条有积极作用，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也没有造成大的影响。
期待汇率更加灵活
IMF去年就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予以肯定，利普顿此次评价了近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的举措，并继续期望人民币汇率未来更加灵活、市场化。
中国外汇管理中心今年5月表示，中国考虑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这主要是适应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缓解外汇市场可能存在的“羊群效应”。但也有市场人士质疑，此举减少了汇率的波动，是否与央行一直以来所承诺的提高汇率的弹性相悖？
在利普顿看来，这是中国货币当局为了防止不必要的波动，并维持汇率一定程度灵活性的举措，“我们欢迎中国能够继续引入更好的汇率方面的灵活性，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去决定汇率，我们相信中方当局也有和我们同样的目标，会继续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IMF此次磋商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开放等也提出了政策建议，货币政策框架在中期内应继续得到加强，措施包括逐步取消货币目标，恢复实行灵活汇率的进展，以及改善信息沟通。
“尽管中国的外部头寸依然略强于中期基本面对应的水平，对人民币的评估显示其币值与基本面大致相符。资本流动措施应透明和一致地加以运用。进一步放开资本账户应按合理顺序谨慎推进，辅以必要的配套改革，包括建立有效的货币政策框架，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以及增强汇率灵活性。”利普顿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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