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买买买”的趋势在2016年末发生变化，中国对外投资金额去年12月骤降近40%，与1-11月同比增速超过50%可谓“冰火两重天”。而今年两会后，波及全国多个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也开始为一路高歌猛进的房价降温。
由于外汇管制等因素，2017年中企并购管控比较严格，因为并购对象主要在欧美，对欧美投资规模会减小。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司官员梁国勇对记者说，在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在欧美市场的并购，将会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回落。
中国商务部30日公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6）》（下称《报告》）称，纵观未来几年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世界经济版图持续变化和全球增长动力大转换的重要时刻，只要我们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对外投资合作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资本狂欢的2015年
《报告》总结了2015年对外投资合作发展经验和相关政策措施。回望2015年，这不仅是中国对外投资爆发增长的一年，也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强劲复苏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全球FDI流入总量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正是在2015-2016，中国部分一线城市房价以惊人的速度飙升，高净值人群迅速提高利用资本盈利能力，完成新一轮财富洗牌。
彼时，与第一财经交流的众多国际投资界业内人士心情复杂：既寄望于跨境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的驱动，却也暗暗担忧资本内部大洗牌带来的分配不公。他们发现，带来更多产能的绿地投资（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按东道国的法律建立企业，该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产归外国投资者所有）并未明显增长，狂热增长的只是跨境并购。
据《报告》，2015年中国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活跃。全年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244.3亿美元，其中流向境外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237亿美元，流向境外非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7.3亿美元。2015 年中国企业对金融业直接投资流量242.7亿美元，同比增长52.3%，占比16.6%，其中非金融机构流向境外金融企业的投资5.5亿美元。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9个行业大类，其中，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8.5%、52.3%、115.2%、100.5%、236.6%、148.1%和195.5%。
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给第一财经记者发来的报告，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强劲复苏：FDI流入总量跃升了38%，达1.76万亿美元，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320亿美元猛增至2015年的7210亿美元，这是当年全球FDI强劲反弹的主要动力。
但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司司长詹晓宁也提示第一财经记者，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全球FDI大幅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规模的公司内部重组（表现为并购）。实际上，和公司内部重组相关的跨国并购交易导致相关国家国际收支资本项下的巨额资金流动，但此类交易并没有对公司运营产生实质影响。如果在统计中剔除此类公司重组带来的“水分”，2015年全球FDI的增幅实际上只有15%。
随着形势的逐渐明朗，那些表现为跨境资本内部整合的并购所蕴含的问题，终于引发一些不满。理论界也开始争鸣：为何资本的流动、技术的进步，并未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副所长姚枝仲则在日前举行的2017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对在场人士指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已成为引起国际冲突的根源。他援引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资本》指出，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
“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财富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姚枝仲说。
而这一轮争论还聚焦于，技术进步为什么没有带来经济增长？
姚枝仲说，创造性效应带来的正效应只有超过破坏性效应，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目前，全球的发展问题包括：在新兴经济体，是国内稳定问题，尤其是金融稳定问题；而在发达经济体中，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中企并购依然在路上
由于外汇管制等因素，2017年中企并购会管控比较严格，因为并购对象主要在欧美，对欧美投资规模会减小。
短期内，硬币的另一面是，未来伴随中国国内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再次强调，绿地投资会正面增长。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投资可能会提高。这其中，“一带一路”是重要的原因。
《报告》的表述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和响应，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中国资金、技术和设备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市场。
而从更长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先进技术、品牌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并不会因此而逆转。
从过往教训中获得经验不可避免，北京大学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武常岐指出，首先，由于中国与投资对象国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特别是法律制度的差异，为中国成长中的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运营与市场融入带来了不少阻碍。
其次，除了两国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东道国及全球各国客观存在的投资审查制度，例如反垄断审查和国家安全审查也有趋紧的趋势，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买家”的迅速崛起，各国对中国企业的防备都有所增加，它们对中国企业跨国收购的审查也趋于严格。特别是针对高技术领域的收购活动，比如清华紫光终止对西部数据股份的收购，就是由于美国相关机构的干预。这些失败案例均体现出关注东道国投资审查制度的重要性。
此外，在并购完成后，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的企业整合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大挑战。TCL 并购阿尔卡特的案例就深刻体现了整合的重要性。由于文化的差异、管理制度的差异、企业价值观的差异，双方企业的整合面临着重重困难，最终不得不以失败收场。
《报告》称，受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中国企业加大力度进行国际产业链布局，企业“走出去”的愿望强烈，通过各种形式的对外投资合作整合国内外资源，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对外投资已从传统方式发展到全球资源配置，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境外建立研发中心或通过并购等方式开展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已从最初的土建施工向工程总承包、项目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等全产业链的“建营一体化”发展，并进一步向 BOT、PPP 等投资开发模式拓展，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进一步提升。这些都成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快速发展的新动能。
由于外汇管制等因素，2017年中企并购管控比较严格，因为并购对象主要在欧美，对欧美投资规模会减小。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司官员梁国勇对记者说，在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在欧美市场的并购，将会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回落。
中国商务部30日公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6）》（下称《报告》）称，纵观未来几年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世界经济版图持续变化和全球增长动力大转换的重要时刻，只要我们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对外投资合作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资本狂欢的2015年
《报告》总结了2015年对外投资合作发展经验和相关政策措施。回望2015年，这不仅是中国对外投资爆发增长的一年，也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强劲复苏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全球FDI流入总量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正是在2015-2016，中国部分一线城市房价以惊人的速度飙升，高净值人群迅速提高利用资本盈利能力，完成新一轮财富洗牌。
彼时，与第一财经交流的众多国际投资界业内人士心情复杂：既寄望于跨境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的驱动，却也暗暗担忧资本内部大洗牌带来的分配不公。他们发现，带来更多产能的绿地投资（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按东道国的法律建立企业，该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产归外国投资者所有）并未明显增长，狂热增长的只是跨境并购。
据《报告》，2015年中国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活跃。全年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244.3亿美元，其中流向境外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237亿美元，流向境外非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7.3亿美元。2015 年中国企业对金融业直接投资流量242.7亿美元，同比增长52.3%，占比16.6%，其中非金融机构流向境外金融企业的投资5.5亿美元。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9个行业大类，其中，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8.5%、52.3%、115.2%、100.5%、236.6%、148.1%和195.5%。
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给第一财经记者发来的报告，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强劲复苏：FDI流入总量跃升了38%，达1.76万亿美元，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320亿美元猛增至2015年的7210亿美元，这是当年全球FDI强劲反弹的主要动力。
但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司司长詹晓宁也提示第一财经记者，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全球FDI大幅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规模的公司内部重组（表现为并购）。实际上，和公司内部重组相关的跨国并购交易导致相关国家国际收支资本项下的巨额资金流动，但此类交易并没有对公司运营产生实质影响。如果在统计中剔除此类公司重组带来的“水分”，2015年全球FDI的增幅实际上只有15%。
随着形势的逐渐明朗，那些表现为跨境资本内部整合的并购所蕴含的问题，终于引发一些不满。理论界也开始争鸣：为何资本的流动、技术的进步，并未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副所长姚枝仲则在日前举行的2017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对在场人士指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已成为引起国际冲突的根源。他援引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资本》指出，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
“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财富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姚枝仲说。
而这一轮争论还聚焦于，技术进步为什么没有带来经济增长？
姚枝仲说，创造性效应带来的正效应只有超过破坏性效应，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目前，全球的发展问题包括：在新兴经济体，是国内稳定问题，尤其是金融稳定问题；而在发达经济体中，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中企并购依然在路上
由于外汇管制等因素，2017年中企并购会管控比较严格，因为并购对象主要在欧美，对欧美投资规模会减小。
短期内，硬币的另一面是，未来伴随中国国内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再次强调，绿地投资会正面增长。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投资可能会提高。这其中，“一带一路”是重要的原因。
《报告》的表述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和响应，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中国资金、技术和设备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市场。
而从更长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先进技术、品牌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并不会因此而逆转。
从过往教训中获得经验不可避免，北京大学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武常岐指出，首先，由于中国与投资对象国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特别是法律制度的差异，为中国成长中的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运营与市场融入带来了不少阻碍。
其次，除了两国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东道国及全球各国客观存在的投资审查制度，例如反垄断审查和国家安全审查也有趋紧的趋势，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买家”的迅速崛起，各国对中国企业的防备都有所增加，它们对中国企业跨国收购的审查也趋于严格。特别是针对高技术领域的收购活动，比如清华紫光终止对西部数据股份的收购，就是由于美国相关机构的干预。这些失败案例均体现出关注东道国投资审查制度的重要性。
此外，在并购完成后，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的企业整合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大挑战。TCL 并购阿尔卡特的案例就深刻体现了整合的重要性。由于文化的差异、管理制度的差异、企业价值观的差异，双方企业的整合面临着重重困难，最终不得不以失败收场。
《报告》称，受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中国企业加大力度进行国际产业链布局，企业“走出去”的愿望强烈，通过各种形式的对外投资合作整合国内外资源，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对外投资已从传统方式发展到全球资源配置，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境外建立研发中心或通过并购等方式开展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已从最初的土建施工向工程总承包、项目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等全产业链的“建营一体化”发展，并进一步向 BOT、PPP 等投资开发模式拓展，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进一步提升。这些都成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快速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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