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血案启示：反映市场正常需求的高利贷也有合理性

　　一个因借贷、辱母而引发的于欢血案，派生出当下中国不少现实问题。它们不光涉及法治、社会和人伦，还广泛涉及经济和金融，比如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问题丛生，原因很多。从法律的角度说，许多民间借贷（包括被广泛诟病的高利贷）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难免会出现各种鞭长莫及的管理死角，致不良状况频出。从市场的角度说，中国式民间借贷之所以大量存在，说明国家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尚嫌不足。

　　先从第二个说起。正所谓“存在即合理”，民间借贷在中国长盛不衰，说明其市场潜力巨大，供需双方都互有所求，且都有利可图，于是一拍即合，循环往复，市场越做越大。所以，民间借贷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可以说，高利贷也反映了市场的正常需求，因而也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中国的金融市场，相对过去而言是大大地开放了。但是，一般人想在中国开办银行，还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国家不允许私人开银行；若有足够实力和资源的人想在此领域有所作为，可以募集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再以此为法人兼并农村信用社之类，申请开办银行类金融机构。但即便是级别最低的城市商业银行，其设立条件也非常之苛，岂是一般人可以奢望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金融体制也随之变革；银行业变化之大，也算是有目共睹。但就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而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还是想当不足的。几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占据了金融市场的大半壁河山，其实力之雄厚，无人能敌，民间金融机构欲图分羹，交易成本之高，一般人很难想象。

　　所谓融资难，其实就是由金融市场的这一准垄断格局造成的。从商业逻辑上说，国字号银行信任有国家财政和政策支持的国字号企业，理所当然；它们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不大愿意贷款给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企），在商言商，也无可厚非。尽管这些年来，国家有关方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但是那些政策不可能让商业银行放弃对风险的考量。

　　这样一来，民间制造业贷款难，就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块市场，国有银行不屑做、不愿做，而规模相当有限的民营金融机构又做不起来、做不过来。于是，游走于政策及法规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应运而生，填补空白。

　　于欢母子的悲剧及其企业的厄运，正是由此而起。日前，于欢的姑姑于秀荣告诉《财新》，苏银霞独资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从2014年起出现经营困难，原本向银行贷款了1000万元，为了还款和下一步生产经营的需要，不得不铤而走险借高利贷；而银行原本答应源大公司的“借新还旧”，后来也食言了。苏银霞因此出现资金链断裂。

　　回头再说民间借贷问题丛生的第一个原因。首先，法律并没有规定高利贷属于犯罪，只是说超出银行利率4倍的利息部分，法律不予保护；不管借款人接受或承诺了多高的利息，若最终无法偿还，一般而言，法律也是爱莫能助。

　　其次，从契约责任上说，对民间借贷合同，双方都有同等的遵守义务；但这方面的纠纷，一般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于是，暴力催收这个民间借贷副产品也应运而生。

　　这样看来，在民间借贷这个问题上，法律还是有很大作为空间的。目前，于欢案已引发社会关注民间企业家贷款难、破产难问题，有专家借此呼吁制定“个人破产法”（相对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而言），允许撑不下去的企业家走法律程序终止业务、规范退出市场，形成清算后东山再起的健康创业文化。

　　当然，这只是思路之一，法律在民间借贷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明确民间借贷的性质，规范其行为，让它从“地下”走入“地上”，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利益，防止和打击暴力催收犯罪，等等。

　　而金融业完全开放后，价值规律必然会起作用，比如调节供需，平抑价格，促成等价交换等等。在此情况下，所谓高利贷自然会消失，甚至民间借贷这样的概念也会不复存在。哪里还会有于欢母子式悲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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