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会遇到一个瓶颈，这就是包括资金、技术、人才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发展和振兴制造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资源要素配套措施和政策环境的支撑。比如需要有制造业雄心的企业家；需要可公平获得的、较低成本的金融资源；需要相对较低的综合成本；需要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教育和培训体系；需要完善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公平的税负环境。一言以蔽之：以政府的“痛”换企业的“顺”。
振兴实体经济是新常态下的发展重点。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要用政府的“痛”换来企业的“顺”，让企业轻装上阵，提高竞争力。还要通过像降网费、电费、物流成本等措施，力争今年减税降费能达万亿。当然，根本上还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创新、抢占未来制高点的关键，决定着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据国家发改委2015年数据，中国制造业规模在全球名列第一，占比约20%；制造业门类也最全。按中、小类来分，涉及几百个领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
不过，我国制造业附加值和产业层次还不高，而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制度性成本很高。虽然近些年来国家不断推动简政放权，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优化程序，但仍然存在审批程序不合理、时间长、材料多、收费多、手续多、盖章多等问题。去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为6.4%。而2013、2014、2015年我国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增长7.3%、7%、6.6%。在这背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比如劳动力供给增长、资本投资增速等都在放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的评论是：“过去我们在大量的低端制造业方面发展非常迅速，形成了世界工厂的规模。但是，这个优势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社科院的调查还显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在下降，2001年至2005年，其贡献率达56.1%，但2011年到2015年，降到44.9%。这种下降的趋势必须扭转。
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就是创新。诚然，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是科技创新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去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5.97%，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07亿元。目前全国各类技术交易市场超过1000家，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载体平台不断丰富。但是，随着制造业转型不断升级，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和产业化率低已成了制约我国向世界制造强国迈进的重要因素。这种状况凸显了长期以来科研体系管理中的诸多弊端。比如，科研经费申请容易使用难，造成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和闲置。因为政府的经费不能承担亏损风险，科研人员又没有相应的精力、能力和知识储备去创办公司、孵化企业，在基础科研成果二次开发阶段缺乏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等。
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近段时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然而，具体的落实仍不尽如人意。例如，去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旨在解决科研人员实际贡献与收入分配不完全匹配的问题。几个月过去了，有国有科研单位研究人员表示，分配机制仍然没变。在科研成果转化上，基本没有分成，因为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基本不卖专利或投资。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如果科研管理体系改革政策难以落实，打造制造业强国又从何谈起？
全国政协委员、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日前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讨论的发言中，用了四组数据证明当下我国实体经济被空心化、被边缘化有多严重：一是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少了。去年M2总量155万亿，增长11.3%，但资金过多地流向了股市、债市、楼市、期货，还有大量资金通过理财等金融衍生工具，或者在金融系统内循环，或者在体外循环。去年银行新增贷款12.65万亿，房地产贷款占44.8%，将近一半。全部贷款余额106.6万亿，房地产占了25.03%。而工业不超过20%，最少的省份只有13%。二是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减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2010年为7.6%，然后逐年降低，2011年至2015年分别为7.2%、6.66%、6.58%、6.16%、5.76%，去年有所好转，达5.97%。在去年我国企业500强中，制造业260余家，占了一半多，可净利润只占17.1%，33家金融机构净利润占比达56.8%。三是工业投资增幅急剧下降。去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1%，工业3.6%，民间资本3.2%。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民营投资占了61.2%，工业制造业民间投资占85%。所以，民间投资不投了，最受影响的是工业制造业。四是分配悬殊，人才流失严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全国19个非私营单位员工平均年收入，金融行业最高，制造业排行第14位，实体经济相关行业处于绝对劣势。对此，李毅中建议，落实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不能打折扣，不要过多设置边界条件，不要延误时机。
事实上，尽管工业（核心是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滑，但国家在政策上并未放松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更从国家战略层面确定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十年行动纲领。工业仍是不能抽走的经济脊梁。尽管我国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传统制造业仍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中国政府提出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精细制造，在产品价值链上完成转型升级，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精细制造”，是指那些具有持续创新的设计和材料运用，以及高品质管控下的高价值工业品生产活动和生产制造体系。简而言之，在我国，传统制造业走向“精细制造”是主要方向和出路。
但以创新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会遇到一个瓶颈，这就是包括资金、技术、人才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限制。因此，正如专家所言，发展和振兴制造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资源要素配套措施和政策环境的支撑。比如需要有制造业雄心的企业家；需要可公平获得的、较低成本的金融资源；需要相对较低的综合成本；需要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教育和培训体系；需要完善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公平的税负环境。一言以蔽之：以政府的“痛”换企业的“顺”。
进军号已吹响，我国实体经济振兴与升级的时间之窗打开了。
振兴实体经济是新常态下的发展重点。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要用政府的“痛”换来企业的“顺”，让企业轻装上阵，提高竞争力。还要通过像降网费、电费、物流成本等措施，力争今年减税降费能达万亿。当然，根本上还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创新、抢占未来制高点的关键，决定着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据国家发改委2015年数据，中国制造业规模在全球名列第一，占比约20%；制造业门类也最全。按中、小类来分，涉及几百个领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
不过，我国制造业附加值和产业层次还不高，而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制度性成本很高。虽然近些年来国家不断推动简政放权，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优化程序，但仍然存在审批程序不合理、时间长、材料多、收费多、手续多、盖章多等问题。去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为6.4%。而2013、2014、2015年我国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增长7.3%、7%、6.6%。在这背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比如劳动力供给增长、资本投资增速等都在放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的评论是：“过去我们在大量的低端制造业方面发展非常迅速，形成了世界工厂的规模。但是，这个优势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社科院的调查还显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在下降，2001年至2005年，其贡献率达56.1%，但2011年到2015年，降到44.9%。这种下降的趋势必须扭转。
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就是创新。诚然，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是科技创新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去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5.97%，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07亿元。目前全国各类技术交易市场超过1000家，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载体平台不断丰富。但是，随着制造业转型不断升级，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和产业化率低已成了制约我国向世界制造强国迈进的重要因素。这种状况凸显了长期以来科研体系管理中的诸多弊端。比如，科研经费申请容易使用难，造成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和闲置。因为政府的经费不能承担亏损风险，科研人员又没有相应的精力、能力和知识储备去创办公司、孵化企业，在基础科研成果二次开发阶段缺乏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等。
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近段时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然而，具体的落实仍不尽如人意。例如，去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旨在解决科研人员实际贡献与收入分配不完全匹配的问题。几个月过去了，有国有科研单位研究人员表示，分配机制仍然没变。在科研成果转化上，基本没有分成，因为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基本不卖专利或投资。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如果科研管理体系改革政策难以落实，打造制造业强国又从何谈起？
全国政协委员、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日前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讨论的发言中，用了四组数据证明当下我国实体经济被空心化、被边缘化有多严重：一是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少了。去年M2总量155万亿，增长11.3%，但资金过多地流向了股市、债市、楼市、期货，还有大量资金通过理财等金融衍生工具，或者在金融系统内循环，或者在体外循环。去年银行新增贷款12.65万亿，房地产贷款占44.8%，将近一半。全部贷款余额106.6万亿，房地产占了25.03%。而工业不超过20%，最少的省份只有13%。二是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减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2010年为7.6%，然后逐年降低，2011年至2015年分别为7.2%、6.66%、6.58%、6.16%、5.76%，去年有所好转，达5.97%。在去年我国企业500强中，制造业260余家，占了一半多，可净利润只占17.1%，33家金融机构净利润占比达56.8%。三是工业投资增幅急剧下降。去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1%，工业3.6%，民间资本3.2%。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民营投资占了61.2%，工业制造业民间投资占85%。所以，民间投资不投了，最受影响的是工业制造业。四是分配悬殊，人才流失严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全国19个非私营单位员工平均年收入，金融行业最高，制造业排行第14位，实体经济相关行业处于绝对劣势。对此，李毅中建议，落实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不能打折扣，不要过多设置边界条件，不要延误时机。
事实上，尽管工业（核心是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滑，但国家在政策上并未放松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更从国家战略层面确定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十年行动纲领。工业仍是不能抽走的经济脊梁。尽管我国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传统制造业仍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中国政府提出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精细制造，在产品价值链上完成转型升级，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精细制造”，是指那些具有持续创新的设计和材料运用，以及高品质管控下的高价值工业品生产活动和生产制造体系。简而言之，在我国，传统制造业走向“精细制造”是主要方向和出路。
但以创新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会遇到一个瓶颈，这就是包括资金、技术、人才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限制。因此，正如专家所言，发展和振兴制造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资源要素配套措施和政策环境的支撑。比如需要有制造业雄心的企业家；需要可公平获得的、较低成本的金融资源；需要相对较低的综合成本；需要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教育和培训体系；需要完善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公平的税负环境。一言以蔽之：以政府的“痛”换企业的“顺”。
进军号已吹响，我国实体经济振兴与升级的时间之窗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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